

苏东坡的最后岁月
钱汉东
苏东坡是举世公认的大文豪,去岁,我因书写《诗酒书年华——钱汉东书苏轼诗词百首》一书,从苏轼3000多首诗词中选出百首,用毛笔书写,共7800余字,我对苏轼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对苏轼敬仰已久,他曾为杭州钱王祠挥毫撰写雄文《表忠观记》,颂扬先祖钱王泽被江南的功德,让钱家人感恩不已。苏轼与钱家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他曾与多位钱家人有过交往。我走进了被苏轼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常州。
苏轼曾14次抵达常州,还留下与常州有关的诗66首、词10首、文103篇。苏轼笔下“殆是前缘”四个字,道出了他与常州的一世情缘。1101年,苏轼在常州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熙宁四年,36岁的苏轼第一次踏上常州的土地;宋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66岁的苏轼在常州藤花旧馆离世。在这30年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苏轼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经历了红尘中的悲欢离合。
宋徽宗1100年登基,苏轼获得赦免,他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同年6月,他从地处天涯海角的儋州踏上北归之途,“青山一发是中原”。历经一年的跋山涉水,舟车劳苦。到第二年的六月十五日后,酷热难忍,苏轼一家老小30余人在船中无法安生,几乎夜夜都得露天熬过;加上河道湿气、秽气侵入,苏轼终于病倒。
船抵常州城内顾塘桥,好友钱世雄(字济明)早已在此恭候。当年,钱世雄支持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仅被处罚铜二十斤,或许因赵宋皇朝看在钱氏祖先功德对钱世雄网开一面吧。在钱世雄的精心安排下,苏轼全家迁寓白云溪畔孙氏馆,今为藤花旧馆。据钱世雄记载:“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过了一会,当着三个儿子的面,苏轼又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起身开箱,却一时找不到钥匙。这几部书署的是常州古地名“毗陵先生”。在常州,陪同我参观的苏轼后人苏慎对我说,苏轼信任钱家人,他将书稿托付。我觉得除了信任外,也展现了苏轼超常的智慧与远见。他虽遭特赦,但依旧是罪臣,说不定哪天风浪再起而遭遇追究,儿孙的性命都堪忧。所以苏轼与钱世雄一见面,就急于向其交代后事,可以说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事实果然如苏轼所料,他逝世不久,蔡京等奸臣当道,将苏轼等列入元祐奸党,立碑告之天下,我在广西桂林见过“元祐党籍碑”,党禁森严,烧毁其书稿,凿去其碑刻。幸好苏轼有先见之明,将书稿交付给钱家人。此时的钱世雄虽已看破红尘,成为道士,但他仍顶着压力,不辱使命,全力保护苏轼的书稿,使得伟大的东坡文化精神得以流传于世。
这么多年岭南与海外漂泊流离的生活,严重损害了苏轼的健康,风烛残年,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七月初,常州大旱,病情似有好转的苏轼,依旧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拿出自己多年来的藏画——古人黄荃画的龙,请钱世雄等人一同祷雨,后来还真下了一场透雨。
苏轼一行住进孙氏馆后,热爱苏大学士的常州士民到孙氏馆东小楼小窗前探视先生,沿途络绎不绝。家人害怕苏轼过于劳累,一般予以婉拒,但也有例外的。苏轼的挚友兼学生、中书舍人翟树文自润州来看望他,维琳长老冒着酷暑从浙西径山寺赶来探望,都让他激动不已,此后维琳还一直陪伴着他。老友陈辅之从丹阳老家赶来看望,被苏迈阻挡。苏轼闻讯,急令儿子追回陈辅之,两人叙忆往事,感慨久之。有天晚上,苏轼做了个梦,梦中写了一首诗给友人广州知州朱行中,醒后,他支撑着病体写下一首《梦中所作寄朱行中》诗。这是他的绝笔诗,意在劝诫好友朱行中,诗末二句为“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也是苏轼为官为人的真实写照。
苏轼在常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四十三天。七月十四日晚上,苏轼病情突然恶化。一夜高热,伴以牙床出血,全身乏力。翌日,他在《与钱世雄书》云:“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被之甚。”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临终前,他对侍立一旁的诸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处于弥留之际的苏轼,听觉衰微。卒前思念在许昌的弟弟子由,“启可无言,惟我思”。守候在他身边的,除了家人和方外人维琳法师外,唯一的“外人”便是钱世平。苏迈等三子按照“属纩”风俗,将一团新棉放在父亲的鼻子下,检验是否还有呼吸。三子跪于床前,当苏迈等含泪“问以后事,不答……”苏轼的离去,引发了吴越之地民众的极大悲哀,“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上下无不为之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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