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来书去

廖 毅

作家贾平凹先生有则轶事：某日友人辞别，他赠以新著，扉页郑重题写“请XX兄雅正”，落款签名。不料友人走后不久，小区保洁阿姨竟在公共垃圾桶里拾得此书，举着签了他名字的书，一脸茫然地询问如何处理。贾先生默默收回，再见友人时，只在原题字上添了个“再”字，变成“再请XX兄雅正”，重又送出。这一赠一收，像场无声哑剧，贾先生立在中央，那书却成了件尴尬道具，旁人看着也是五味杂陈。

往昔我出书，也染上逢人赠书的习惯。新书面世，总觉得不主动送人，显得小气又矫情。于是远方的朋友，贴上快递费寄去；近处的同事，见面也常签名相赠。扉页题字“敬请XX女士（先生）指正”。这“指正”二字，原是我心中郑重的恳请，却不知在另一些人眼里，不过是书页上可有可无的墨痕。

后来竟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偶然瞥见一本寄给远方友人的书，赫然躺在二手书摊，标价低廉。照片里，我熟悉的签名与“指正”墨迹，依旧清晰。鼠标滚轮下滑，“指正”二字在泛黄的页面照片里，像句被遗忘的台词，在别人的戏台上悄然褪色。

书卷墨香犹存，却已流转他手，价廉如尘。我怔在屏幕前，手指悬在冰冷的鼠标上，终究没能点下关闭。心头仿佛被无形的东西轻轻刺了一下，旋即又被一种释然覆盖：原来书离我手，便成了他人可任意处置的物件，如同离枝的花，飘落何处，早不由树掌控。

更窘迫的是签赠个别同事的书。上海一位同事离职后，我所赠之书被遗落在办公室里，被物业清理发现，特意来电询问处置。电话那头纸张翻动沙沙作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作答。那“指正”的墨迹，在物业工友手中，成了烫手山芋，徒留我独自面对这无声的尴尬。

更难忘在杭州办公室，一位同事离职后，我送的书被搁在凌乱的桌角。走过时偶然瞥见，书本蒙了薄薄一层灰，无声躺着，像个被遗弃的孤儿。收回来吗？扉页上“敬请××指正”的题签已成烙印，让它难再易主；不收吗？它终将被清洁工扫入废纸堆，送往碎纸机口，化作纸浆……这结局，竟也像一场小小的葬礼，埋葬了我那点微末的珍重。薄尘覆盖着扉页上的名字，像一层命运的纱，轻轻遮住我当初落笔时的郑重。

新近出了本纪实文学，写二十位普通人的奋斗史。某次，其中一位主人公的老乡们聚在她的公司开会，东道主大方地将新书置于每个座位，言明免费赠送。会议结束，二十多位参会者，携书离去的不足三分之一。剩下的那些书，竟有一半连塑封都没撕开，原封不动地摊在桌上。一位男士走在最后，东道主好意提醒：“这书是廖老师写的，免费赠予，您不妨带一本走！”那人脚步匆匆，只瞥了一眼，抛来一句：“不带了，包有点重。”话音未落，人已转身，背影在门口一晃消失。

我立在一旁，“包有点重”四字，如几颗小石投落心湖，漾起一圈微澜，旋即沉静。书，连同其承载的二十段人生沉浮，此刻竟轻不过一个行囊的负担——这最寻常的拒绝，反成了最不寻常的启示。

这些经历层层叠叠，渐渐积淀为一种了悟：原来，书的分量，只存在于书写者与珍视者心中；一旦脱手，便如蒲公英离茎，随风飘荡，落于何地，全由风势与土壤决定。我们手中珍视的“珠玉”，在他人眼中，或许不过是微末沙尘。那“雅正”“指正”的墨迹，在垃圾桶、二手网站、蒙尘的办公桌上，终于剥落掉文雅的面纱，显出世间常态——人贵清醒，不必高估己之所好，更不必失落于赠物被轻掷。纵使白送亦有人婉拒，又有何奇？

然而，即便书卷可能流落废品站，被束之高阁，甚至飘散如尘，文字里蕴藏的温度与分量却始终如一。人海茫茫，我们终究无法左右每一本书的去向与归宿，却能在每一次提笔时，郑重播下自认为有价值的种子。纵使今日种子飘零不毛之地，明日呢？后日呢？焉知没有几粒在偶然的夹缝里，终能触碰到渴求它的泥土，悄然萌发。

文字如人，各有命运；书如舟楫，自有航程。墨迹或可褪色，扉页也会蒙尘，但当书写者忠于内心，字里行间的重量，终究不会因任何一次被拒、任何一场飘零而真正减损分毫。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它只能默默沉淀于时光深处，等待需要且识货的人前来打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