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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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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副刊
2020年01月10日

金山城与康王

杨 坤

  绍熙《云间志》卷上《古迹》:“金山城,在县南八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周回三百步。《旧经》:‘昔周康王东游,镇大海,遂筑此城。南接金山,因以为名。’”许尚《华亭百咏》之《金山城》云:治盛周康世,东游岂“信然。城闉亦隳废,图谍谩相传。”

  按《云间志》所引《旧经》,即祥符《图经》。是见两宋之世,以金山城古迹为周康王东游时所筑,乃是成说。许尚有“岂信然”“谩相传”的怀疑,但这个说法应该在北宋之前早已流传。根据西周早期小臣来簋等青铜器铭文的记载,确实是有“乘伐海湄”一系列军事战役。但看西周初年地缘政治军事的实际情况,包括《费誓》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推知当时的“海湄”,只不过是指胶东至连云港一带的临海地区,并没有逾越淮河而更加往南的可能。

  所以,认为金山城是周康王东游所筑的古老传说,恐怕只是一个附会。但广富林遗址曾经出土过青铜鼎(或为“鬲”)的口沿残片,其表面装饰的鱼鳞纹,具有典型的西周晚期青铜器纹样的特征。因此,位于广富林之南的金山城,如果确实存在,那么它的筑城时间应当不会早于西周晚期。

  《云间志》称从华亭县治往南到海的距离,是九十里;而金山(即今海中“大金山”)离开县治的距离,也是九十里。可知“在县南八十五里”的金山城,应当在今石化街道滨海一线。非常凑巧的是,1935年发现的戚家墩遗址就在这个区域,而且道里也相吻合。戚家墩遗址的年代,根据目前考古研究结论,是春秋战国时期。

  最近,研读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一文,了解到西周一朝,在东南方向上,被徐、淮夷长期困扰,时羁时叛。《史记·赵世家》称周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但从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中,不难发现,在西周中后期,淮夷对于王朝的威胁,一直存在,从未彻底消除过。到了周宣王时代,才对淮浦、徐土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雅·常武》就是关于这一事件的文学诗篇。顾先生文中,引用了李泰《括地志》“越州鄮县徐偃王城”和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的相关内容。它们所反映出的历史身影,就是徐、淮夷被周宣王打败后,其民众迸散,部分辗转南迁,到宁波、衢州一带定居下来。因为徐偃王具有仁义、神仙等传奇色彩、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缘故,所以那些远迁的后人,即便是在新的落脚地,还依然尊奉他。

  顾先生文中,还引用了罗萍《路史》“徐君偃(即徐偃王)一假仁义而宾国三十六,周王剡之”的记载,罗萍注云“偃即康王”。如果罗萍的说法能够靠得住,那么就可以推测,徐、淮夷之族,在南迁途中,有一部分到金山一带止步生息,甚至还有可能开展晒盐等生产经济活动,来增强族群生存的续航力。无论是当时的客户,还是之后吴、越、汉、晋时期的土著、新移民,将此聚落系名康王,实际上是和衢州徐偃王庙、越州贸刂县徐偃王城的情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逻辑,可以有,但是否成立,则要看将来戚家墩遗址包括邻近区域考古新发现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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