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云间书派”（一）

明代的松江，前期有沈度、沈粲等书家，活跃于宫廷，后期有董其昌影响遍及海内外，中期若张弼、陆深皆名重当时。书家影响与书家流派，相关而非相同，所谓流派者既有流又有派，流派之力量必有影响，但有影响之书家则未必构成流派。史料证明，晚明时期始有“云间书派”或言松江书派、华亭书派之说，其意与吴门书派相仿，皆言地域书法流派。然“云间书派”究竟应该定位于以董其昌为核心书家的后期为妥，还是定位于以二沈为核心的前期为妥，则需要作一番界定。笔者曾于拙著《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将“云间书派”定位于董其昌时代。去岁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见1994年展出《“云间书派”特展图录》，后因此特展图录作者朱惠良女史相赠获观拜读，集中所录主要为元末明初活动于松江的书家，如钱塘张雨（1283-1350）、诸暨杨维桢（1296-1370）、临川饶介（？-1367）、松江陈壁（生卒不详）、梁溪倪瓒（1306-1374）、松江沈度（1357-1434）、松江沈粲（1379-1453）等，他如黄岩陶宗仪（1316-1396）、江阴王逢（1319-1388）、华亭张弼（1425-1487），以后又收入华亭朱芾、王一鹏、俞宗大的绘画。其间若以张雨卒年至张弼卒年计算，活动时间近一个半世纪，并从元末一直延伸至明代成化末年。这样的“云间书派”，不仅时间跨度甚长，且从成员看，既有元末乱世中隐于松江的浙江籍和非江苏籍书家，又有入明后深受帝王宠爱的书家；从书风看，既有反映高洁清孤的隐士文人书风，又有取媚雍容的宫廷书风，其审美取向相距甚远。故不禁使我对该特展“云间书派”的定位发生疑问，也对该“云间书派”究竟是怎样一个书派发生疑问，因此笔者以为关于明代的“云间书派”，实还有再议之必要，并求教于朱惠良女史。

一、元末松江避难书家并未形成流派

从元初始，至元末农民起义暴发前，杭州做为浙江省的治地，一直是南方文化的中心，换言之，作为南宋旧都的杭州，所形成的文化中心圈在元代前中期一直未遭破坏。苏、松地区自古文化发达，但元代以来一直是杭州文化圈的外围。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白莲教起义，次年7月占据杭州。后元军与红巾军在杭州城内展开血战，原以杭州为活动地的许多文人书画家，为避兵火迁入苏、松地区，杭州文化圈至此向苏、松文化圈转移。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据吴，他雅好诗文书画，且礼遇文人，故苏、松一带更成为战乱中诗人、书画家的避难地。陈基、饶介、王蒙均于此时成为张士诚的幕僚官员。然而，更多的文士在动乱中对元廷失去信心，对起兵之首领又持怀疑态度，故“依隐玩世”，隐于江湖。杨维桢、陶宗仪、吴睿等浙人，倪云林、黄公望、吴镇等画家，亦都于此时浪迹飘泊于松江、昆山、吴江等地。王世贞尝云：“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姿，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

杨维桢时以诗文领东南，入吴后成为苏、松地区的核心人物，从之者众。至正十九年（1359）杨维桢应松江同知顾逊之邀，入松江府学执教，徙居松江，与钱惟善、陆居仁、倪云林、顾瑛等隐士名流饮酒赋诗，相与唱酬。“笔墨横飞，铅粉狼籍，或戴华阳巾，披鹤氅，踞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坐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这种生活境遇中的杨维桢，其书法不拘陈法，放纵狂怪，其笔法虽有元后期大书家康里子山的影子，但常在貌似零乱错杂的章法中，表现出跳荡、激越的气势，反映了他倔傲不羁、超尘拔俗的性格。杨氏与钱惟善、陆居仁时称三高士，钱书鲜传，陆居仁书法则萧散清逸、淡雅古朴，与杨的风格不类，但同样反映了隐士文人的心态。他如倪云林的书法是人们熟知的，冰清高洁，不染一丝尘俗，也完全脱去元代赵子昂、康里子山的影响。元末活动于松江、昆山、吴江一带的这些书家，尽管有着相同的遭遇，但并没有因书风形成流派，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元末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书画家，除上述诸家外，尚有黄公望、王蒙、张雨、周砥、卢熊、吴睿、朱珪等，以昆山顾瑛玉山草堂为例就曾有大小雅集五十多次，并多有合作酬唱的书作诗卷传世。避兵火使得许多书画家在此地得以获得人生短暂的平静，不过历史上既没有称这些画家为松江派或昆山派，又没有将活动于此地的书家称为松江派或昆山派，因此将当时活动于松江地区之书家归之松江派，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二、宋克书风与二沈台阁体之比较

朱惠良女史在《“云间书派”——特展说明》中说：明代书坛之发展大势可略为三，初期发展以松江籍书家，以及在松江地区活动之书家，如杨维桢、宋克、沈度、钱溥与张弼等为主导，此时之书坛领袖皆属“云间书派”。中期则转由苏州籍书家，如李应祯、吴宽、祝允明、文征明与王宠等，即一般习称之吴门派书家统领风骚；晚期松江籍书家再度兴起，如莫如忠、莫是龙、董其昌与陈继儒带动书坛潮流，然其风格已不同于初期之“云间书派”，是以书史另以松江派称之。在这段文字中，如果排除元末杨维桢、宋克，活动于元末的书家无法进入“云间书派”，实际上所谓明初的“云间书派”，就只剩下松江籍沈度、钱溥和张弼三人。那么，何以使朱惠良女史能将沈度与张弼连成一个流派呢？再读图录后面的《图版说明》，有宋克《录兰亭十三跋》图版说明：（宋克）晚岁常至松江盘桓，故其楷行草诸体均为云间书家仿效，为“云间书派”开山鼻祖。这就是说，所谓“云间书派”，却是由一个苏州书家开创的。宋克入明时年仅42岁，他于元末来往松江时也只有三十多岁，当然不是晚年，因为他在明代还生活了20年。关键的是，宋克如成为“云间书派”开山鼻祖，则前文所言张雨、杨维桢、倪云林、饶介等，在“云间书派”中岂不都成了宋克的门徒。其实朱女史的意图不难分析，其意即想在这个元末明初所谓的“云间书派”中找到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就放在了宋克身上。理由是杨维桢曾十分赏识宋克，而宋克又影响陈文东，陈文东又授书于沈度，如此一来便串成了朱女史构成的“云间书派”。既然宋克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就成了开山鼻祖。当然，这样的“云间书派”，显然是虚构的。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宋克书风与杨维桢完全不同，杨氏与宋克在相识前，宋克已书学有成，至正二十年春（庚子1360年），34岁的宋克访云间好友徐彦明，盘桓甚久，大约于此时与前一年来松江的杨维桢相识。同年，杨维桢作《庚子岁赠宋仲温》诗一首，诗序云：“东吴宋仲温，工古歌词，尤工诸家书法。余有所著，必命仲温书之，且扁舟访余东海角，觞咏数日而别，为赋长歌一解。”读此足可了解二人关系，虽年龄悬殊，然非为师徒，乃忘年之交也。关于宋克书法的师承，传为明初解缙《春雨杂述》中曾有交待：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克仲温。这里说得很清楚，康里巎巎传饶介，而饶介再传宋克。饶介书法的风格起初与康里是十分酷似的，上海博物馆藏《饶介书焦池积雪诗》当可为证。而宋克书法之风貌起初也与饶介近似。不过，宋克是否曾师事饶介，却值得怀疑。其一是解缙的《春雨杂述》、余绍松的《书画著录解题》入列伪托，是不可靠的材料。其二，我尝读缪曰藻《寓意录》，其著录《宋仲温藏宋拓定武兰亭》，有宋克数跋。其中庚戌五月一跋云：甲辰岁春，余往云间路次小

贞，获此卷于曹云西之孙孺章氏，归而藏之。介之饶公亦得《赵子固五字损本》。闻仆有此，力求一观，殊胜其所有。久假不归，乃以白金卅五星见酬。余虽笃好，逼于交情，遂割所爱。每一思之，形于梦想。而饶删去山谷等跋，复求周太史题于后。丁未岁，吴城变故，此帖不知存亡，己酉春余复得于吴中，所谓珠还合浦，剑入延平，神物会合，讵不信然。宋克在这卷《定武兰亭》失而复得的叙述中，有“饶公”“饶”之称呼，显然不是弟子称先生之谓，又言“逼于交情，遂割所爱”，也说明宋克与饶介只是朋友关系。话说回来，同时代人，书风有相近处，自在情理中，但二人显然不是师生关系。

宋克发展出的章草与今草、狂草的混合体，有鲜明的个性，然其笔法依旧保存着康里子山的许多元素，当是时代使然。宋克悟性极高，其小楷更多地师法钟繇，因此从面貌上突破了赵孟頫，所以后世称其小楷为有明第一。不过更进一步分析，宋克草书的纵放豪逸，还体现了元末文人隐士不拘约束的山林之气，而决非雍容华贵的宫廷气息。宋克入明后，于洪武四年征为待书，出为凤翔同知，帽影鞭丝，远去陕西作了一个小官。据统计，现存宋克作品中，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间几乎没有作品传世。说明他离开苏州后，大约环境的改变制约了他此后的书法创作。晚年他回到苏州，但再也没有来往于松江之说。

现在再来看看宋克在元末明初对松江书家的影响。陈璧，字文东，号谷阳生，史载不详，他是松江人。元末明初陶宗仪着《书史会要》时，将其入列，称：“少以才学知名，真、草、篆、隶，流畅快健，富于绳墨”。没有提到他的师承。而明代顾清著《松江志》则有记载，称“宋克游松江，陈文东尝从授笔法”。此外我们还从著录中读到《陈文东书杨廉夫赠相子先写照序》，末署“门人陈文东书”，因知杨氏游松江时，陈璧曾拜在门下。当然陈氏虽为杨氏门人，但可以学文、学诗，而未必学其书。我们从现存陈璧书法看，他既有学唐人旭素的面貌，也透出宋克草书的影子。

沈度（1357-1434），小宋克30岁。洪武年间中举文学，不就，坐累被谪云南。他真正入仕途，已到永乐初年，时成祖诏简能书者入翰林，沈度因善书入选。从年龄上说，他不可能是宋克的学生。有史料称，沈度的正书是学陈璧的，现在就沈度传世小楷作品看，与宋克确有距离。但沈度亦善草书，因兄弟间不欲相争，让小他23岁的弟弟沈粲出名。他的草书极少面世，然他和沈粲的草法则均深受宋克影响。沈度以台阁体小楷闻名天下。《明史·文苑传》称：“其书以婉丽胜”。成祖对其甚宠，每以“我朝王羲之”相称，他的小楷不仅成为近一百年明宫廷书家学习的标准，就连宣宗、孝宗都临摹他的笔迹。台阁体在明代初期，是皇权直接干预书法的结果，也是明初推崇程朱理学，将书法纳入政治需要的产物。从艺术角度说，这种完全为宫廷应制需要的书法，扼杀了真正书法家的个性追求。从洪武初年詹希元、宋璲、杜环入宫成为中书舍人，逐渐形成迎合帝王口味的审美标准，到沈度出场，使台阁体在永乐时期风靡朝野，在以书取仕的诱惑下，天下善书者风从，大小中书、兄弟中书、师徒中书、祖孙三世中书，一百年间在朝中屡见不鲜。仅华亭一地，就有朱孔昜和朱奎父子、陆友仁（沈粲弟子）、张昺和张昶兄弟、夏文和夏衡父子、俞宗大和俞珙父子、丘宗、沈藻（沈度之子）、金纯、张骏等，先后因善书成为中书舍人，江南一地如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太仓、无锡等中书舍人也甚多。沈度影响主要显示于台阁体一脉，至成化后，随着文学上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渐离历史舞台，以二沈为代表的台阁体书法，在吴门书派崛起后，于弘治末年也烟消云散。如万历年间孙矿所言：“二沈氏弘治以前天下慕之，弘治末年，语曰：杜诗、颜字、金华酒，海味、围棋、《左传》文。盖是时始变颜也。余童时尚闻人说沈，今云或有不识。”

明初文字狱酷烈，宋克是幸存者，好在他远离苏州，远离京城，他的好友杨基、高启、张羽、徐贲皆死在朱元璋手下。而沈度显于成祖，成祖“并赐织铱，镂姓名于简，泥之于金”，备受皇恩。宋克的大部分书法作品，创作于出仕之前，他性格豪侠，许多作品于飘泊途中完成。而二沈之作品大部分则作于玉堂之上。人生境遇之不同，追求书法品格也不同。尽管二沈书法受到宋克之影响，但若将宋克的书法与二沈的书法收入一个流派，显然是说不通的。台北故宫《“云间书派”特展图录》中所选沈粲《书应制诗轴》（台北故宫藏）楷书与章草、小草，其形式、用笔虽来源于宋克，但这件应制永乐皇帝庚子登小山的诗轴，所透出的取媚迎合之情调和恭承恩命之谨慎，与宋克书写于“水光林影间”自谓“尘俗之气一洗尽去”的气息则相去何其远。

从二沈显于书坛到台阁体退潮，华亭书家虽多有名重当时者，但就笔者寡见，尚未见到同时期任何史料，称他们为“云间书派”者。其原因是其时既无流派之争，更没有人认为他们属于云间的地域风格。也就是说二沈显于朝，他们和追随者相当于一个宫廷书家群，若一定以流派定位，也只能称之为宫廷书派，或言台阁体一脉。

三、苏松之争与王世贞笔下名不符实的“松江派”

成化时，曾于朱元璋高压下的苏州，因南都北移，朝廷钳制渐松而经济复苏。苏州籍京官徐有贞、李应祯从北京归故里后，振兴本地区书法，此后吴宽、沈周学宋人书，打破二沈笼罩，吴门书派在文、祝时代崛起江南，此时的松江书法完全被掩。时虽苏、松比邻，但显然已有二地书家之争。最早提出“云间书派”的是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间，王世贞在其《弇州山人书画跋》中，有如下叙述：陈文东小楷《圣主得贤名臣颂》，文东名璧，华亭人。国初以书名家。沈民则学士《出师表》，字颇大。民望大理《虞书·益稷篇》，字小如文东。余每见二沈以书取贵显，翱翔玉堂之上，文皇帝称之为我明右军。而陆文裕独推陈笔，以为出于其表。今一旦骈得之，足增墨池一段光彩。然是三书圆熟精致，有《黄庭》《庙堂》遗法，而不能洗通微院气，少以欧、柳骨扶之，则妙矣。盖所谓“云间书派”也。

王世贞（1529-1590）40岁前著成《艺苑卮言》，作为后七子的首领，其论诗、论画、论书在嘉靖后期影响甚大。在这段最初提到“云间书派”的文献中，王世贞对陈文东、二沈，显有贬意，称三人书法“不能洗通微院气”，评价为“圆熟精致”。话虽客气，骨子里是看不上的。所谓“通微院气”，是指唐代贞元年间翰林学士吴通微所书院体书法的习气，自来均为书家所不齿。请注意，他称所谓“云间书派”，仅此三人，并未及宋克。其实，王世贞作为太仓人，立场在吴门，“天下法书归吾吴”的观点就出自于他，这是何等自豪的感觉。因此，立场所至，他是舍不得将乡贤前辈宋克拱手送给云间的。所以他又说：“吾吴诗盛于昌谷（徐祯卿），而启之则季迪（高启）。书盛于希哲、徵仲，而启之则仲温（宋克）。”当然王世贞完全知道陈与二沈学之于宋克。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曾有如下评说：“宋仲温在胜国时，以书名云间，其源出章草，后二沈扬其波，云间人士比比学之，致钱原溥辈滥觞，几以仲温为恶札祖，此世人不多见宋书，从其末流论也”。

王世懋之立场当然也在吴门，言外之意，我吴出了宋克，名盖松江，“云间人士比比学之”，然好端端的宋书，被松江人钱原溥写坏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还曾有如下表白：“吾吴中自希哲、徵仲后，不啻家临池而人染练，法书之迹，衣被遍天下，而无敢抗衡。云间陆子渊能振法于寥响之后，缘门户颇峻，师承者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