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士”魂归天马山

　　编者按

　　立足松江，传承历史，面向市民，深入浅出。搭建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架起一座专家学者通往市民游客的桥梁，把深奥的理论知识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或故事向市民讲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一座讲堂，弘扬一脉文化！由本报社和醉白池公园联合主办的“醉白讲堂”邀请松江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市民朋友不定期奉上文化大餐。希望通过讲堂的举办，使广大市民游客得到历史文化熏陶、领略名家风采、享受智慧人生，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公园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杨维桢、陆居仁、钱惟善是元末明初松江的风云人物，他们生前都曾来到天马山，徜徉山水，写下不朽的诗文，死后又长眠于此。“高山流水付知音，一抔黄土千秋耀”，他们为什么会与天马山结下生死不解之缘？是什么吸引着后人来到这里，瞻仰遗迹，借古抒怀？

　　一、元末明初的天马山，山水人文交相辉映的云间第一峰

元末明初的天马山不仅是沪上之巅，而且峰泖相映，“右瞰泖湖，一白万顷，凭高凝竚，恍然如隔世外”，湖光山色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是当之无愧的“九峰之甲”，云间第一峰。

　　1.干将和天马的传说，增添了神秘色彩

　　天马山原名“干山”，最早出现在北宋元丰二年（1079）横山人许文全所撰《中阳塔刻石记》；在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周文达所撰《宝光塔建塔石刻记》，称作“干将山”。成书于绍熙四年（1193）的《云间志》，辑录旧图经和僧人宗毅的《圆智寺记》得名于干氏居山后的说法。

　　过了170年，1363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三高士”之一的杨维桢来游干山，在他的游记《干山志》里记述了“世传夫差冢干将其山”的传说，也描绘了“其形首昂脊弓，肩髀礌礌状马”因此得名天马山的说法。到了成书于明朝正德七年（1512）的《华亭县志》，又增加了“干将铸剑”的传说。又过了300多年，正是考据学极盛的乾隆时期，《乾隆娄县志》的作者肯定此山因“形高而嶞，塊磊露脊”而得名天马山，但是很诚实地承认对这些历史传说无法考证清楚。

　　干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270位，人口约27.1万多，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16%左右。现在的松江区户籍人口中干姓仅645人，主要分布在泖港、新浜等地，在佘山镇仅44人。考虑到吴文化及其影响的范围内如苏州、杭州、芜湖以及上海的金山等地有多处干将传说和遗迹，而天马山地区出土过春秋时期的文物，据博物馆透露，在整修三高士墓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钱币，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大胆想象，干山地区的干姓原居民极有可能就来自干将族人或其后裔。虽然干将铸剑或埋骨的传说，都缺少严谨的根据；因山形而想象成天马，也谈不上特别高明。但这些历史传说和想象在遥远的古代显然赋予了这座小山更多神秘的色彩。

　　2.佛寺道观香火极盛，民间称之为“烧香山”

　　天马山最古老、最有名的寺庙是圆智寺，该寺始建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原名禅居寺。到了后晋天福年间（936－944），因水患迁到今天马山东南麓附近的“陆士衡草堂遗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精舍始备，僧众增多，住持僧得到朝廷赐号。治平年间（1064-1067），赐名圆智寺（这座千年古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遭到严重破坏，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仍有寺房三埭，僧舍20多间，可见当年的规模之大。该寺于1958年全部拆除）。除了圆智寺，还有元大德八年（1304）山民潘显建的东岳行祠和至正三年（1343）道士郭松溪建的朝真道院。前者略高于护珠塔，后者在圆智寺与护珠塔之间。

　　“三高士”之一的钱惟善有诗咏天马山：“春浓海岳开晴色，游子烧香画舫还。”《正德华亭县志》记载：“山上多琳宫梵宇，春时游人甚盛，画船歌吹遥从绿野细水中来，纚纚不绝。”《乾隆娄县志》记载：“山中旧多琳宫梵宇。郡人率以岁三月诣山，礼于岳祠。士女骈还，俗又谓之‘烧香山’。”这几则从元至清的文献记载，说明天马山一直是松江的宗教圣山。

　　3.“二陆”遗址和望族周氏，延续千年文脉

　　松江是“二陆”的故乡，今天人们探寻“二陆”遗踪首先想到的是小昆山的“二陆”草堂和读书台，很少有人想到天马山也有“二陆”草堂和读书台等遗迹。《正德华亭县志》记载：“草堂，在干山圆智寺，陆机少日读书于此”，除了草堂外，还有读书台遗址。虽然这些遗址今天都已无迹可寻，但当年都是吸引文人学士来此凭吊的胜地。

　　孟子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除了有历史遗迹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著姓望族。而天马山周氏正是这样一个绵延数百年的世家，仕途显赫、诗书传家，在官场和文化界交游广泛、影响深远。

　　据《乾隆干山志》记载，天马山周氏是随宋室南渡而来，其始祖为银甲将军周文达。公元1127年，即宋高宗建炎元年，周文达护驾南渡，得高宗所赐银甲，奉命招抚两浙秀州路，于是自称“御前银甲将军招抚两浙秀州路招抚使”，于是定居华亭。周文达深得高宗宠信，绍兴七年（1137）特赐西域所献五色佛舍利各一枚，勉励他“宣力王家，一心坚固，常同此舍利”。20多年后，周文达告老还乡，定居于天马山。先在山上修筑家庙，藏高宗所赐银甲，后来又建七级宝塔，安奉五色舍利。据说这座宝塔时现宝光，因此又叫宝光塔，后来被称为护珠塔。天马山的北高峰，即今天的上峰寺遗址，当年还有周文达舞剑台遗址，令后人想象当年老将军的飒爽英姿。

　　到了宋朝末年，周镛、周镐兄弟谢绝朝廷征诏，名声很大。大书法家赵孟頫因为舟周谐音，为他们斋房题写“山舟”二字。元初周氏富甲东吴，又得罪朝廷，曾遭抄家之祸，但不久又重新恢复生机。元末周经、周纯兄弟，都颇具才名，在明初同样谢绝了朝廷征诏。还有一位周彦英，“以儒业著闻”，元末任平江路（辖吴县、长洲县、常熟州、昆山州、嘉定州、吴江州共二县四州，明初改为苏州府）学教授。元亡以后，回到天马山授徒为业。周氏家族是松江著名的藏书世家，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开四库馆，周厚堉献藏书350种，朝廷下旨表彰，并赐《佩文韵府》一部，以示嘉奖。由此可见天马山周氏的影响，也可见天马山人文深厚之一斑。

　　二、“三高士”相聚松江，结缘天马山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占领松江，以保境安民为目标。松江“峰泖之间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汇萃于此”，成为理想的避难之地。这是松江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正是这次移民潮为明清松江府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1.元朝末年，钱惟善、杨维桢移居华亭，“三高士”相聚松江

　　杨维桢是浙江诸暨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官至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从五品），一生中两次流寓松江。第一次是在至正九年三月至十年十二月（1349－1350），这两年里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嘉兴主办聚桂文会，一是在华亭主办应奎文会。应奎文会的地点在今天的金山吕巷（原名干巷，也是相传因干将居此而得名），由当地大户吕良佐出资赞助，杨维桢是应奎文会的主评，陆居仁是副评。参加大会的有700多人，影响很大。第二次是至正十九年（1359），杨维桢受松江府同知顾逖的邀请，来松江府学任教，直到洪武三年（1370）病逝。钱惟善是浙江钱塘人，至正元年（1341）举人，官至江浙儒学副提举（从七品）。早在至正初年，钱惟善就与杨维桢结识、诗文唱和。大约在杨维桢第二次移居华亭前几年，钱惟善已来到这里。陆居仁是“三高士”中唯一的华亭人，出生在今天的金山廊下镇，和杨维桢是同年举人，主要职业生涯是松江府学教授。

　　三人之中，杨维桢年龄最长（比陆居仁大4岁，比钱惟善大10岁左右）、地位最高、成就和影响也最大。当然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是有功名的人，在文学、书法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因此杨维桢能与陆居仁共同主持应奎文会，后来又成为松江府学的同事。从元末诗人周霆震《寄陆宅之进士钱思复提学全希言学正》来看，钱惟善名列陆居仁（字宅之）、全思诚（字希言）之间，而这二人都是府学教授，《正德华亭县志》还收录了洪武十一年钱惟善为华亭县学所作的《射圃记》，因此钱惟善隐居华亭以后很可能也在松江府学或县学任教。

　　2.天马山留下“三高士”的足迹与诗文

　　据杨维桢的游记《干山志》记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十八日，他在学生洪祥的陪同下，驾黑楼舟由白龙潭向北，过沈泾塘、广富林，抵达天马山。换了登山鞋（谢公屐），登上位于半山的朝真道院，用了道士郭松溪供奉的茶点，题诗留念之后，换上肩舆，登上山顶。杨维桢登高望远，只见风景如画：“视众山累累，如子立膝下，佛宫梵宇离立于旁，瓦次鳞鳞，杂出丛树间，桑邱麦亩，连绵错绣，俨然辋川图画也。”下山后，杨维桢又移舟山北，到洪祥的外祖父家做客，“主宾交欢，酒不计量，颓然就醉，不觉日在牖西”。当天夜里，杨维桢宿于山东曹家。第二天一早，先是祭奠了老友曹云西，然后放舟山南，又到山南拜访朋友不遇，途经“石氏醉痴家”，邂逅“捉月公李彬”，应邀宴饮，学生余瑾陪同，再次题诗留念。直到玉兔东升，才乘兴而归。

　　读这篇游记，我们可以想象正因为他在这里有学生、老友，还有很多粉丝，因此二日游十分精彩、惬意，也完全可以想象他一定多次来过此地。

　　杨维桢隐居松江，携文友，载歌伎，流连诗酒，过着乐不思蜀的神仙生活。杨维桢有一首《泛泖》诗，钱惟善也有一首《三泖》诗；杨维桢诗中有“九朵芙蓉当面起，一双鹈鹕近人来”，钱惟善诗中也有“西望沧茫浴远天，芙蓉九点秀娟娟”。显然，这正是他们徜徉九峰三泖、诗文唱和的实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九峰比作芙蓉，这个美好的比喻为历代文人沿用，流传至今。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认为钱诗在气象、意境与炼字方面都稍胜一筹，尤其是“点”字充满灵动之感，真有天外来笔、画龙点睛之妙，后来明清时期的林景旸、董其昌、孙鸣盛等人都直接沿用“芙蓉九点”的妙喻。

　　钱惟善与松江九峰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九峰诗》。元代诗人凌岩曾经撰写了《九峰诗》，分别描写凤凰山、陆宝山、佘山、细林山、薛山、机山、横云山、昆山，被后人誉为山史。钱惟善也对九峰一一题咏，其中《干山》诗云：“干氏千年居此山，题诗给事最幽闲。春浓海岳开晴色，游子烧香画舫还”，可以想见当年天马山游客不绝的景象。

　　《乾隆干山志》收录了陆居仁的一篇《山舟记》，是元朝末年应周纯、周经兄弟的邀请而作。陆居仁在文中借“山舟”二字“解嘲为文”：“夫山静物，舟动物；山在陆，舟在水；山居安，舟涉险。”在比较了山居与舟居的迥异之处后，他提醒周氏兄弟“当风尘未晏之秋，军需官务，应接不暇，凛若驾扁舟，汗漫游于波涛汹涌间，支撑保持，常惧维楫失措，不得一日自宁，以自居山，何异居舟乎？”意思是说，在这样的乱世，周氏兄弟富甲一方，自然被官府注意，要想保持家族安全，需要居安思危。他建议周氏兄弟“以德为舟，道为水，量为载，礼义为篙橹，刚制为帆樯，智以驾之，敬以操之，信以维之”，能如此，则“舟居犹山居”，可以转危为安，长保家业。这篇短文反映了他和天马山周家的关系，也可见他当年避乱隐居的心理。与陆居仁同时，还有江浙提学鲁道源、延平总管秦裕伯、流寓文人王逢等人为周氏兄弟题诗作文，由此也可见当年周氏影响之大。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周氏与杨维桢、钱惟善交往的直接证据。据《乾隆干山志》中收有周氏后人有“伊我伯大公，三高雅周旋”之诗，还有该志作者周厚地的记叙：“（周纯）与杨铁崖、钱思复、陆宅之，世所称三高士者，文酒连，名声相埒。迄今读其与三高士赠答诸篇，云涌珠散，风流犹可想见也。铁崖诸公既没，共郡侯林公庆，卜地干山东麓葬之。”后来乡人将周氏兄弟与“三高士”附祀于圆智寺二俊祠，可见周氏与“三高士”皆有交往，而且“三高士”之所以葬于天马山，也与周氏有直接关系。

　　3.“三高士”魂归天马山，成为永远的文化风景

　　洪武三年五月，杨维桢病逝于松江寓所拄颊楼，终年75岁。他的弟子们上书请求松江知府林庆主持安葬，林知府“欣然从之”。六月，在林知府的主持和诗友弟子们的陪同下，杨维桢被安葬在天马山东麓。后来，钱惟善、陆居仁也先后陪伴左右，被合称为“三高士”，成为干山十景之一。

　　据宋濂为杨维桢撰写的墓志铭可知，杨维桢虽然享有高寿，且先后娶钱氏、郑氏、陈氏，但只育有一子，孙辈一男一女，可谓子嗣不旺。钱惟善、陆居仁的后代甚至不见记载。据考证，钱惟善至少洪武十二年还在世，陆居仁卒于洪武二十年，文献记载林庆洪武三年在任，洪武十二年、二十年的知府分别为邓处善和何赐。因此旧志和一些文献中记载林庆“葬三高士于干山东麓”的说法显然不够准确，但三人由官方、友人、弟子辈共同主持安葬却完全有可能。

　　“三高士”先后葬于天马山，是否生前有约，还是立有遗嘱，都已不得而知。但这里既是当年的风景名胜，又是他们生前游历的地方；既有他们的好友和学生，也有朋友安葬在这里，能够生同游，死同眠，也是符合他们的心愿了。

　　杨维桢、陆居仁、钱惟善能被安葬在一起，除了他们之间生前的友谊和与天马山的渊源，还在于他们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淡泊名利、在群雄纷争的乱世保持着高尚人品和独立人格；才华出众，在文学艺术领域享有崇高地位和影响；传承文化，为松江培育人才作出重要贡献。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杨维桢卒年75岁，钱惟善卒年与之不相上下，陆居仁卒年约88岁，“三高士”平均享寿79岁，在明朝初年显然堪称高寿。因此，合称“三高士”可谓实至名归。

　　“三高士”魂归天马山，为这座历史悠久、风景秀美的沪上之巅增添了新的人文景观。如果说干将传说已经无法考证，“二陆”遗迹只剩下圆智寺遗址，那么后人不仅可以从“三高士”的诗文中探寻遗踪，而且还可以到看剑亭、双松台、“三高士”墓来凭吊怀古。隆庆三年（1569），松江贤达捐资在圆智寺法堂之左重修二俊祠，祭祀陆机、陆云，又将“三高士”合祀于此，因此又称“五先生祠”，每年上巳或重九共同祭奠。干将、二陆与“三高士”皆负不世之才而生不逢时，他们的命运又都与这座山联系在一起，显然很容易激发历代文人的伤感，尤其是在天下将乱或朝代鼎革之际。比如明末著名隐士、华亭陈继儒，年轻时与董其昌齐名，却在年仅29岁时焚儒衣冠，绝意仕进，隐居以终。他曾经收藏了杨维桢的铁冠，携友人祭奠“三高士”，发出“异代知己”的感慨。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太仓吴伟业拜谒杨维桢墓，有“悲来吹铁笛，莫哭和人稀”之句，表白被迫仕清的终身遗恨。今天我们重读这些诗文，仿佛都能听到数百年来文人士大夫在进退出处之间的心声，也更容易理解“三高士”与天马山的不解之缘。

　　作者系区史志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