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每日译报》

朱少伟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变成“孤岛”，原在申城出版的许多报纸均因环境险恶而停刊或迁离。中共江苏省委决定设立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12月9日，“文委”创办的《译报》在沪问世，每天出版，系4开小报。它的新闻全部译自上海出版的外文报刊，约占四分之一篇幅；其余四分之三篇幅登载译自各国报刊的通讯、言论等，有些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抗战和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有些报道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那时，这被视为报刊史上的一项“创举”。该报由夏衍、梅益和姜椿芳出面发起，梅益具体负责，内容充实，编排新颖，得到了读者好评。然而，到12月20日，出至第十二期，因“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像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遭日伪势力破坏而被迫停刊。

在此情况下，梅益等请示党组织后，利用外国报刊在上海租界的合法地位，着手借用洋商名义办报。经短期的紧张筹备，《译报》更名《每日译报》，以英商大学图书公司（香港注册）名义出版，由与上海租界巡捕房有联系的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担任发行人，他们只领干薪，不过问具体办报事务。

《每日译报》于1938年1月21日在沪印行，系上海租界内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第一家“洋旗报”，发刊词中英文并列，为了迷惑敌人未公开办报的真实意图。日本侵略者虽蛮横地强令上海租界内华人办的报刊接受“新闻检查”，但对挂上洋商招牌的《每日译报》却无法钳制。

根据团结抗战形势的需要，《每日译报》以统一战线面目出现，它实际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先后设于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70号和160号。该报聘请原《申报》编辑钱纳水为主笔，又聘请王纪华为经理，由张宗麟担任董事长；编辑部由梅益、王任叔、韦悫等负责，钱杏邨、于伶、钟望阳、陈望道等主持副刊或专刊，姜椿芳、林淡秋、胡仲持等参加翻译工作。

《每日译报》初为4开小报，后扩成对开大报。该报的新闻、评论、通讯和文艺作品，起初博采自上海租界内出版的俄文《消息报》、英文《字林西报》、法文《上海日报》、德文《远东新闻报》以及当地能看到的许多外国刊物，后也综合各方电讯（主要根据塔斯社电讯）报道中日战事新闻，并从内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纸转载文章。该报及时地向广大民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如从1938年8月23日起连续12天译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11月27日译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

《每日译报》始终坚持选择有利于抗敌的稿件，如1938年6月3日译载美国记者斯诺的文章《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叙述八路军同日寇交战数月后，已成为中国最强的一支军队；8月23日译载斯诺夫人的文章《东战场上的新四军》，报道新四军英勇作战，在敌后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

《每日译报》对于汪精卫等叛国投敌的行径予以严厉谴责，如1939年4月6日发表《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呼吁对汪精卫及其党羽都以叛国通敌罪论处，而且肃清与之遥相呼应的内奸。该报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迅速予以揭露，如1938年6月15日报道，日机狂轰滥炸广州平民区，炸死炸伤8000多人；同年5月11日报道，日军在大同成群结队闯进当地居民住宅抢劫，强奸妇女；1939年4月13日发表社论，指出日军在华北采取毒化政策，将鸦片像蔬菜、鱼肉一样放在市场公开出售，欲诱使人们吸毒，这比武力侵略更为恶毒。

《每日译报》还译载了国际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和罗素等发表的联合声明：“因为看到对于东方文化的狂暴的摧残，为了人道，为了和平和民主，我们提议：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起来自动地抵制日货，不卖和禁运军火原料给日本，并与日本停止一切有利于日本侵略的政策合作；同时并尽可能援助中国从事救济与自卫，直到日本从中国撤退所有军队和放弃其侵略政策为止。”

《每日译报》的“特讯”“专电”，常报道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和前线战况，这些都是在上海租界别的中文报纸上难以看到的。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恶化，上海租界当局限制言论和新闻的通知频频发给报馆，编辑部巧妙地进行周旋：不准出现“抗战”便以“奋战”代替，不让提及“汉奸”便以“歹徒”代指，用各种方法使之不能抓把柄查禁。

《每日译报》因特色鲜明，消息准确，栏目丰富，颇受各界欢迎，每期发行量曾达3万份，有时上市不到一个小时便被读者抢购一空。它的社会影响很大，成为“孤岛”时期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也犹如直刺日伪心脏的锋利匕首。尤其值得一提，该报曾首倡“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近8万市民响应；还曾向工商界募集龙头细布7000匹、胶鞋4万余双，组织两批上海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

《每日译报》社还推出了“每日译报丛书”和“每日译报时论丛刊”。“每日译报丛书出版预告”曾申明：“每旬出书一册，每册约4万字至6万字”；并列出14种书籍，其中有《女战士丁玲》《西北特区特写》《中国抗战战略检讨》《战时日本的经济危机》等。“每日译报时论丛刊”则出版一些影响很大的论著，其中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1939年5月18日，上海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军的压力，迫令《每日译报》社暂停业务。该报虽存在时间不算太长，但它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孤岛”时期上海各界联合起来英勇地同日伪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