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转折的岁月（下）

山兆辉

作为当年的亲历者，我个人认为松江县委积极反映、主动调减的举措，符合中央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农业结构的精神，又推动了这一决策在上海的贯彻和落实，也为正在酝酿的农村改革注入推动力，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县委书记的杜述古同志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体现了敢为人先、敢于承担风险的可贵品格。

杜述古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作为亲历者，本人亲身感受到从转折岁月乃至改革开放初期老领导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感佩他们所具备的战略思路和前瞻眼光。从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视角观察，当年松江的许多举措都突破了固有框框和传统思维。

早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杜述古同志就大声疾呼“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主张减少三熟制种植面积，少种早稻，特别是少种三熟制早稻，扩大单季稻面积，推广棉花后茬种植绿肥，从而下降土地复种指数，减轻农民劳动强度，缓解粮食品种矛盾。这在仍然坚持“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1977年，提出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需要承担风险和压力。据老领导许金湘同志回忆，松江“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的提法，当时曾受到邻省一些地方的责难。“如今，松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粮食耕作制度改革的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杜述古同志当年的主张是理性而正确的抉择。”

1982年1月，在县委、县政府重视下，县、市规划部门编制《松江总体规划》。1983年2月，市政府批复同意《松江总体规划》，再次确认松江列为上海市卫星城之一。这是松江历史上第二轮总体规划，这一轮规划明确“全城以向北发展为主”，从而为以后松江“一城两貌”和新城建设奠定基础，也为今日的南部新城建设留出空间。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县委、县政府挤出财力，实施城乡道路交通和城镇建设，大刀阔斧拓宽城区道路和居民住宅建设。杜述古同志曾出席公社建筑站干部会议，亲自作动员报告。1985年5月，松江争取市里投资，同时自筹财力承担征地和动迁、安置，先期建设沪杭高速公路莘庄至松江段（莘松段）。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段高速公路终于在1990年9月竣工。实践证明，沪杭高速公路莘松段的建成通车，加快了松江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了松江工业区的建设，也让松江人民得到实惠。

又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针对接待设施缺乏的实际，县委依靠各乡镇和有关部门集资，并争取市旅游局投资，在原来“小红楼”的基础上，筹建郊区最早的星级酒店之一――红楼宾馆。红楼宾馆的建成，有效地改善了松江的投资环境，让松江具备接待市政府一些重要会议的能力，从而扩大在全市的影响。

再如，早在1984年，县委就提出依托老城建设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即松江工业区前身）。这一构想，在长三角地区是领先的。当年8月18日，杜述古同志在红楼宾馆主持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编制论证会。限于当时县里的财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条件尚不具备。直至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松江老一辈领导提出的构想才得以付诸实施。如今，松江工业区已成为松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1985年8月，杜述古同志离开县委书记岗位以后，又受命主持大型农牧合资企业――中泰合资大江有限公司的筹备和建设。1993年，在杜述古同志主持下，大江公司顺利上市，成为松江第一个上市企业。公司筹建过程中，曾得到县委、县政府和松江人民的全力支持。大江公司的建成，推动了传统畜禽饲养方式的转变，促进了本市饲料工业的升级换代，也支持了上海“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公司曾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国十大最佳外商投资企业”。令人感动的是，1993年杜述古同志主动向县委提出，由大江公司支持县里建设一所学校。以后，杜述古同志和公司有关人员与县政府领导协商，确定由大江公司捐资，支持大江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出资额也从初拟的400万元增加到1400万元。这是迄今为止，松江教育部门收到的最大一笔捐资款项。1996年8月，大江职校一期工程竣工，成为松江新城最早建成的教育设施。

三十多年过去，松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今天，松江正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松江区委正在带领全区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转型升级，推动和谐发展，为建设宜居乐业的现代化新松江而努力奋斗。抚今追昔，我们应当永远记住那些曾经为松江发展和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付出辛劳的老一辈领导同志，应当永远记住杜述古同志等一代老同志所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