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角度来认识广富林文化

□栾丰实

一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结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环太湖地区、江汉地区及燕辽地区，这五个史前文化区域大约从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至青铜时代，各自的史前文化连绵不断，延续、演变的过程都比较清楚。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年代相连。其文化分布区域，有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北达辽东半岛，南至淮河沿线，甚至扩张到长江以北的高邮一线。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则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为发展主线。崧泽文化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其分布范围西至皖南、赣北。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更广一些，向北拓展至淮河一线。

从年代关系来看，北辛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与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岳石文化与马桥文化，其时代分别相当。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崧泽文化因素在泰山以南区域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已经出现。这些文化因素，过去认为是大汶口文化所固有的，后来证明是崧泽文化对北方的影响所致。所以在崧泽文化时期，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交流，南方对北方的影响略占上风。

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文化交流，依然是南方对北方的影响为主，而且是渐次向北推进的。良渚文化因素，首先到达淮河以南一线，使这一地区成为良渚文化新的分布区。其次是是鲁南、苏北地区，尽管该地区像花厅遗址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根本性质。再次是到达鲁中山区一带，这一区域的良渚文化因素也非常明显，但原汁原味的少，多是经过消化和改造的因素。最后是泰山以北、甚至包括辽东半岛南部，也受到一定的良渚文化影响。

良渚文化末期，主要是因内部机制变化，也可能伴随着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导致逐渐衰弱。而海岱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末期开始，对环太湖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广富林文化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在态势上发生了逆转，以北方向南方扩展为主。龙山文化因素首先到达江、淮之间，其次是从南京到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发现了较多龙山文化早期的遗物。最后是到达太湖的东侧、南侧地区。

二

广富林文化的遗物，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了，但是长期以来未能从良渚文化中识别出来，这是由于客观与主观的原因所造成的。

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现了良渚遗存。1939年，梁思永先生进行龙山文化分区研究之时，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遗存视为龙山文化的一个南方分支。梁先生把龙山文化分为三区和两个交界地带，三区分别是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明确地认为良渚遗存就是龙山文化，后来被称为“浙江龙山文化”，或称“杭州湾区的龙山文化”。既然被视作龙山文化的一支，那么它们的年代是一样的，共同特征就是黑陶。因为当年可以比较的发掘成果比较少，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上世纪50年代，江苏、浙江等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工作陆续开展。出土的良渚器物，与龙山文化的差异日益明显。1959年，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很快被学术界接受，但仍然认为良渚与龙山文化是同时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南京博物院的学者在讨论青莲岗文化时，已经注意到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很多器物是可以对照的。1987至1989年，花厅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器物，特别是玉器像玉琮、锥形器等，和良渚文化的几乎完全一样。不少陶器也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或即为良渚文化器物。花厅墓地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典型代表。在花厅遗址的墓葬里，发现了大量来自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因素。若将花厅遗址的良渚文化因素与龙山文化相比，中间隔着一个4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这就引发一个重要问题，即过去认为良渚和龙山文化相平行的年代观点，在判断上发生了错位。

在广富林遗存发现之前，环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依次为马家浜、崧泽、良渚、马桥文化。如果以良渚文化的年代，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对应。那么，环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存在着一个与龙山文化相对应的序列空白。我当时估计，造成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已有发现，但还没认识，即未能将其分辨出来；第二种可能，就是还没有发现。

广富林遗存辨明以后，我们再反观过去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到上世纪60年代在广富林遗址就已经发现了晚于良渚文化即今天称之为广富林文化的陶片。钱山漾遗址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晚于良渚文化的遗址，但过去发表的考古资料比较少，所以大家也未能将其从良渚文化中剥离出来。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年代，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600年。龙山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尽管我认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基本同时，但在绝对年代上我还是把它延后了100年，也就是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2500年。为什么？因为钱山漾出土了一件龙山早期的鬶，考虑到它有可能属于良渚文化晚期，所以在年代上作如此安排。但是，我当时还没认识到钱山漾是一处晚于良渚文化而与龙山文化时代相当的遗址。最近我和宋建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当年发表的考古资料太少，再有就是碳14数据误导了我们。钱山漾遗址的碳14测年数据，一个是公元前3300年，一个是公元前2700年，远早于公认的龙山文化年代。所以，过去一直把钱山漾作为良渚文化早中期的典型遗址。

如果我们认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年代可以对应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确实缺了一个“龙山”时代的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讲，正确辨识出广富林文化是早晚的事。这个文化首先在世纪之交的广富林遗址出于学术研究目的的考古工作中得以确认，所以被命名为“广富林文化”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

广富林遗址和钱山漾遗址，分别位于太湖的东南侧与南侧。1961年，曾经对广富林遗址做过一次小规模发掘，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参加了发掘工作。那次发掘，主要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墓葬遗存，但地层中就有广富林文化的遗物。1999年以来，随着广富林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浓厚龙山文化因素的遗存，这批遗存叠压在良渚文化堆积之上。经过宋建先生等上海考古界同仁的研究，认为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就是已经发表的《考古》简报中所说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属于良渚文化，第二阶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第三阶段则对应龙山文化晚期。

2005年，浙江同仁为配合公路建设，对钱山漾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有三大收获：第一，否定了钱山漾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传统观点；第二，钱山漾遗址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存可以分为早晚两期，对应广富林遗址的第二、三阶段；第三，补充了广富林文化的地层关系。广富林文化地层，在广富林遗址中叠压于良渚文化之上、商周地层之下，没有马桥文化地层。而钱山漾遗址的广富林文化晚期地层，直接叠压在马桥文化层之下。把广富林、钱山漾遗址的地层关系结合起来，是一个相当清楚、连续的年代脉络：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早期（钱山漾第一阶段）→广富林文化晚期（钱山漾第二阶段）→马桥文化。这两个遗址的重要发现，解答了过去我们对于良渚和马桥文化之间年代缺失的疑惑，为完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序列作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同仁在《中国文物报》上介绍钱山漾遗址新发现时，采用了“钱山漾类型文化”的称谓。如果从认识文化的单纯性上来说，钱山漾遗址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它下面就是生土。而广富林遗址的下层为良渚文化，所以或多或少会有良渚文化的遗物混杂在广富林文化的遗迹、地层里面。但是，按照考古学“先发现，先认识”的原则，而且广富林遗址还有崧泽、良渚文化以及历史时期的发展延续，所以我还是赞同将环太湖地区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统一命名为“广富林文化”。

四

广富林、钱山漾遗址的广富林文化，都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非常有趣的是，钱山漾遗址是前一阶段比较丰富，后一阶段少一些，而广富林遗址则相反，正好形成互补。

广富林、钱山漾遗址的发掘已经充分地证明，在良渚和马桥之间，有一个与龙山文化相当的时期。2006年，在松江召开的会议上，考古学者就如何把握广富林、钱山漾遗址考古新成果与龙山时代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缺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除了认为新发现的遗存可以独立命名考古学文化之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以宋建先生等为代表，将广富林后段（《考古》简报上的广富林第三阶段）命名为广富林文化。我不知道宋先生现在对广富林前段（《考古》简报上的广富林第二阶段）有什么新的看法，他当时是叫后良渚，可能是设想在良渚文化后面再接一期，良渚文化分了四期，再接一期就是第五期。另一种是张忠培先生提出的观点，既然广富林遗址有相当于龙山早期和龙山晚期这两个阶段，遂将前一阶段称为钱山漾文化，后一阶段称为广富林文化。

我坚持广富林、钱山漾两个阶段统属一个文化的观点。第一，钱山漾早期肯定是晚于良渚，两者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但它们之间有联系，而且我认为钱山漾早期的主体是从良渚文化发展继承而来的，但其文化面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应将其归属于良渚文化。第二，广富林、钱山漾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确实存在变化。但究竟为何性质的变化？是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变化，还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早晚变化，这是需要考虑的。因为龙山文化因素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影响，不是龙山文化晚期（广富林第三阶段）突然进来的，而是从大汶口文化末期开始，经过龙山早期、晚期持续发展的，就如同良渚文化曾经也是持续地往北影响一样。所以，不应该把广富林前后两段割裂开来。

五

广富林文化早期，以钱山漾第一阶段、广富林第二阶段为代表；晚期以钱山漾第二阶段，广富林第三阶段为代表。经碳14测年，广富林文化晚期（广富林第三阶段）大约是距今4200~3900年。

广富林文化早期的断代，可以通过细高颈鬶的器物比较来获得。细高颈鬶这种器形，分布区域非常之广。其形态特征比较复杂，有很长的颈，有扳手，下面有三个很细的袋足。这种复杂的器物不是轻易想象就能制作的。如果在两个地方出现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么肯定可以说它们在文化上有联系。在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上层一个灰坑（H2）内，出土过一件细高颈鬶和一件双把手陶鬶。后者的年代，属于大汶口向龙山文化过渡期。这说明细高颈鬶的起始年代大约在4500~4600年前，就是大汶口末期到龙山初期。安徽尉迟寺遗址的一座墓葬，也出土过这种鬶，与龙山文化早期的高柄杯伴出。参照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广富林文化早期的年代，应该定在距今4500~4200年前后。

六

广富林文化包含了比较多的来自北方龙山文化的因素，这个没有什么疑问。但过去主要是以广富林文化后段，来和良渚文化比较。而良渚文化晚期的东西又比较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广富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差别很大。再加上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便视之为来自黄、淮流域的移民文化。

广富林文化确实有一些从北方来的因素，有些可能存在直接关系，有些则是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随着广富林、钱山漾遗址以及其他遗址考古资料的增加，我们就会发现广富林文化早期和钱山漾早期，和良渚文化之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细高颈鬶，就是从良渚的矮颈鬶演变而来。所以，我认为广富林文化的主体，还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比较多的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外来影响是持续的，不是来了一拨人就完事，而是从龙山早期到龙山晚期，北方文化因素不断进来。就像良渚文化时期对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一样，我不赞同有的学者关于花厅墓地是良渚远征军的说法。花厅遗址的十座大墓不是一个时期的，延续了二三百年，一支远征军能活二三百年吗？所以大家要拉开时间的尺度，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它是不断地有外来因素进来的。这同大汶口文化在中晚期的时候，不断吸收良渚文化因素的情形相类似。像良渚的双鼻壶，早期、中期、晚期的造型，都在北方出现过。

所以我认为广富林文化前段和钱山漾早期，还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体是当地人，而不是外来的族群，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发展与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关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北交流、联系越来越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至于广富林文化的去向，我认为还是发展为马桥文化。马桥文化的石犁、石镰、石锛、石镞等工具，还有陶器等生活用具，还是和广富林、钱山漾有密切联系。我们在分析文化之间传承关系的时候，不能拿一个整体的马桥文化和广富林、钱山漾来比。应该拿距今3900年的广富林文化晚期遗物，与距今3800年的马桥文化早期遗物相比较。如果拿90年代和40年代相比，差别肯定会很大。而拿50年代的和40年代比，拿1951年和1949年比，就几乎分不开。这是因为时间上靠得近，文化上的联系就会非常紧密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在时间、空间问题上下足了功夫，才好再进行比较。

（作者栾丰实，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本文根据2012年5月26日栾丰实先生在广富林所作专题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文中如有表述不妥之处，由整理者承担相应责任。整理人：杨坤朱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