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作家贺宜 的后半生

□记者乔进礼整理

贺宜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解放前主要作品有长篇儿童小说《野小鬼》、中篇童话《凯旋门》、长篇童话《木头人》等。1946年，在上海与陈伯吹、金近等发起组织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建国后，主要作品长篇童话《小公鸡历险记》、中篇童话《鸡毛小不点儿》、短篇童话集《星星小玛瑙》、儿童诗集《树林里的故事》等，他的作品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斗争，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建国初：创作童话勇于探索

贺宜虽钟情于童话的创作，可在建国初期的头几年里，他的童话却写得很少，只是在1950、1951两年间，为了响应全国文联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所发出的《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发表了《猫头鹰打“坏人”》《老鹰风筝》《狐狸拜年》等童话，其意在揭穿纸老虎式的风筝老鹰，那貌似强大、不可一世，实际一戳即穿的本质。

这些作品，属于低幼文学作品，采用讲故事的形式，语言浅显单纯，轻松欢悦。但立意与手法，大体与解放前夕所写的那些童话相近，也还没有超越原先标杆上的高度，缺少在新时代所应有的某种突破。贺宜本人也不满意于上述几篇作品，因此一直很苦闷，也一直在思索。如1959年2月，贺宜在童话集《小神风和小平安》的“后记”中，回顾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解放以来，我写的童话比以前少多了。除了工作较忙之外，另一个原因，坦率地说，是觉得童话比以前难写了……过去的童话形式，已经越来越难于反映当前的千变万化、一日千里的现实生活。当然，不能说童话今后将要逐步衰亡了。我以为，为了使童话适应时代的要求，它的表现形式肯定应加以改进和不断革新。不过这需要一个探索和大胆试验的过程，有待于所有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

经过几年理论的研究思索和题材的酝酿提炼，1954年，贺宜终于发表了着眼于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成长的童话《天鹅的儿子》。这篇八千余字的童话，虽然写的是一群水鸟，表现的却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生活内容。这篇作品最令人敬佩的是，贺宜居然在建国不久的1954年，就清醒地看到了对某些干部子弟进行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应该如何使年轻一代正确对待父辈功绩，学习老一辈优良品德的问题。

关于童话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自然并非单纯指它的形式创新。贺宜有过一段论述，谈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如果传统童话形式中，某些东西有利于表达心的思想和生活内容，自然可以继续采撷、运用和发展；反过来，当这些成为妨碍或者对表现心的事务不能得心应手的时候，就应该毫不顾惜地舍弃。”他认为，把传统的童话形式奉为不可变动的典范，固不可取；但对传统形式一概否定，也不明智。

贺宜创作的《天鹅的儿子》，取得成功之后，1955年他又成功地创作了长篇童话《小公鸡历险记》，后者的篇幅为前者的十倍，大约有八万多字。《小公鸡历险记》以它完美的艺术，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既用以丰富孩子的审美能力，又丰富了孩子的内心生活。在当时，散发着社会主义气息的新童话尚未发达的阶段，贺宜的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革”前：写小英雄立足客观

时间到了1958年，全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都被认为必须紧扣时代脉搏，反映火热生活。由于这种“左”倾思潮的泛滥，1958年4月，少年儿童出版社举行了“业务思想批判会”，会上谈到近年的童话创作现状时，提出了“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的观点，于是以描写古人、动物为主的童话作家，被批判为“存在着颓废思想，灰暗的人生观，跟劳动人民轰轰烈烈的思想感情不能相容”，“只好去求救古人，求救动物与虚无缥缈的童话境界，来抒发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这种严厉的批判口号与言词，很快向全国传开，并被认为是说出了童话创作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样铺天盖地的批判声中，作为童话作家的贺宜，也只能默默接受。但是，作为有个性的作家，贺宜也在用他的心血和言行，来抵制“左”的思潮，而保持着独立思考的尊严。

如1959年11月，少年英雄刘文学，为保护生产队的蔬菜，被本乡地主王荣学活活勒死并丢入鱼塘。但此案不久即破，凶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刘文学英勇牺牲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大地。贺宜读到这些报道后，激发了他的创作的热情，决心以刘文学的事迹进行小说创作，塑造出这位少年英雄的形象。

贺宜的创作愿望，得到了组织上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

贺宜先后采访了刘文学的老师、同学以及熟悉的人，尤其是刘文学的母亲更是采访了多次。6月16日，贺宜拟定了一份写作计划。在这里，贺宜表现出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所应具有的勇气：虽写英雄任务，也不能无视儿童的特点，更不能把少年英雄异化成超越众生的神童。他也有缺点，甚至于错误，因为他原是众人中的一员，只是他在生活斗争中，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功绩。

1960年上半年，极“左”思潮弥漫全国，教条主义十分猖獗，当时虽然还不曾公开提出英雄人物必须完美无缺的口号，可是谁写英雄的缺点，谁就会遭到批判。贺宜敢于将刘文学当做一个人，而非一个神来写，可以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1965年5月，《刘文学》一书出版，受到了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一年之中印刷多次，累计18万余册。

“文革”时：四年迫害万里采访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二天，又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于是，在少年儿童出版社里，贺宜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造反派们加给贺宜的第一个罪行，是参加“忠义救国军”，即1938年三四月间，贺宜在松江亭林，参加丁锡山的“浦南游击队”。第二个罪行是，因为贺宜曾在“30年代创作国防文学作品”、解放后又“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尽管对于这两个问题，贺宜多次如实地作了“交代”，造反派们仍然把他关入“牛棚”，并立案审查。

造反派们强加给贺宜的第三个罪行最为耸人听闻：“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的根据是贺宜的《小百花园丁杂说》第41节里的一段文字：“作者应尽量避免那些足以引起误解或者导致读者联想到跟作者所要比喻的刚巧相反的意思上去。要把误解的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现在我们用太阳比喻我们所认为最伟大的人，但是古人也曾经用太阳来比喻暴君……”

在这一段文字中，贺宜不过以太阳为例，说明同一事物在比喻中可作不同的运用，属于修辞学中的一个普通常识，与所谓的“恶毒攻击”毫不相干。但是，造反派们却拿这段文字大做文章，对其进行了数不清的大会小会批斗。经过无数次的调查，最终也没有找到贺宜身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1969年秋天，只得对他宣布“解放”，被安排到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6月，贺宜被调往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组担任编辑，被分配的任务是，初审群众来稿。1971年，大庆油田领导希望有文艺作品，反映石油工人的工作生活，尤其是能写出去世不久的“铁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当时，正盛行着一种所谓的“三结合创作活动”，即由工人、编辑、专业作者结合成写作组进行创作。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受了这一任务，并选中贺宜担纲。

贺宜欣喜接受，于9月1日晚抵达哈尔滨，第二天又乘车到大庆。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访问，于10月8日离开大庆。后又辗转万里，从哈尔滨到北京，再到王进喜的家乡山丹赤金村，再到西安、咸阳、庆阳、延安、沙市、江陵、武昌等地，采访了王进喜的亲朋故旧，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72年1月11日，再次返回大庆，初步完成了创作提纲。

“文革”后：夕阳虽晚犹有余热

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覆灭，年过花甲的贺宜，也落得一身疾病。他回顾这一段苦难岁月时说：“虽然带来了精神上的折磨，但最大的痛苦，却是被剥夺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创作儿童文学的权利，而这十年又正是我跨进衰老期之前，创作力比较旺盛的极为宝贵的时期。”为了弥补被夺去的十年时间，贺宜决定将搜集到的有关王进喜的材料，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奉献给饥馑已久的少年儿童。

1977年10月，贺宜完成了15万字的《咆哮的石油河》的定稿工作。这是一本描述王进喜青少年时代历尽苦难，与邪恶势力斗争的传记性小说。这部小说中的王进喜形象，对于年轻一代认识和学习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贺宜饱受极“左”思想的浸染，教条主义的泛滥，尽管主观上有所抵制，但是作品中仍然受到了影响，写人有些脸谱化，写事也有些样板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出版社重新挂牌，贺宜被任命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但贺宜一心想着儿童文学的工作，于是，他向上级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于1979年7月，又被调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这一年停刊十四年之久的《儿童文学研究》终于复刊，贺宜仍任主编。从粉碎“四人帮”，到1979年初夏，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贺宜总共写了10篇童话，于同年11月出版。之后到1981年11月，贺宜又写了10篇童话，题为《小小的小姑娘》。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贺宜以极大的悲愤，创作了一批揭露“四人帮”一伙耍两面手法、搞阴谋诡计的童话。如《像蜜蜂那样的苍蝇》《乌云的故事》《乌龟上天》《“神猫”奇传》《“样样会干”的金龟子》《兔子一家和狐狸》等等，都是根据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运用童话艺术所特有的幻想和夸张手法创作的。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1987年8月20日，72岁的贺宜病逝，正如他在《小小的小姑娘》后记中喟叹道：“原先颇立了个宏愿，觉得‘四人帮’的干扰既已排除，今后要集中精力的写一点东西。在童话创作方面每年要为孩子们写一本书……岂知这几年疾病缠身，事与愿违……这实在是使自己深感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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