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玄宰散馆襟怀

金 康

董玄宰的《容台集》，初刻于崇祯三年（1630），再刻于崇祯八年（1635）。当时董玄宰还未过世，收录在《集》中的文字，一定是经过其本人审核过的。因此，早年的诗文作品，就很少留存下来。如“己丑南宫墨卷五策，为好事者所藏，碧纱笼袭之，三十五年也”，“风檐仓卒，书道殊劣”。“南宫墨卷五策”，是指董玄宰参加春闱的答卷。三十五以后，董玄宰既不满意自己当年的毛笔字，也没有把答卷内容收录在《容台集》里。

万历己丑（1589）科举会试结束，同年六月癸巳，选新科进士廿二人为庶常吉士，董玄宰也在其列。庶常馆三年，董氏课业以勤，文思日进。翻检《容台诗集》《容台文集》所录，阁试诗有五古《省耕图》《忧旱吟》与七古《金镜篇》，馆课诗有五古《恭读宣宗皇帝御制翰林院箴》《清秋瀛洲亭论学》《咏盆菊》《七夕》与七古《帝京篇》《邠风图》《石鼓歌》《征虏将军出塞歌》《击剑篇》；馆课文有《刘向说苑序》《八大家集序》《原心亭记》《成乐轩记》《夜气浩然之气》《读卫霍李广传》《荀杨大醇小疵》《读盐铁论题后》《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评》《知命俟命立命说》《议国计疏》《勤政励学箴》《御虏大捷露布》《岁差考》《原心亭铭》，阁试文有《敕荒弭盗议》《陈言时政疏》《万寿无疆颂》。这三年所作诗文，按理应该远远不止这些，留下来的都是精华。同时，也表明庶常馆三年的经历，对于董玄宰而言，是很在意的。

根据董玄宰的回忆，“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田一儁）为之师”，而“金陵焦弱侯以理学端门为领袖”，“同侪多壮年盛气，不甚省弱侯语。惟会稽陶周望好禅理，长安冯仲好好圣学，时与弱侯相激扬”。天苑骐骥互相竞争，一派人才济济的气象。

最近，读到李思成《明代庶吉士留馆因素分析》一文，他讲“进士考选庶吉士称作‘馆选’，又叫‘馆试’，第一名为‘馆元’。庶吉士（于三年后）授职翰林馆，被称为‘留馆’。”明代中后期的进士，一旦选入庶常馆，再进修三年，经过考试、考核，散馆授职留在翰林院的，才具备将来跻身宰辅的干部资格。按照当时制度，焦竑作为己丑科的状元，在当年殿试之后，就随即授职翰林院修撰。而庶吉士得以最终留在翰林院的，也是有一定比例的。因此，围绕留馆这件人生大事，“馆元”王肯堂父亲王樵，自然也倍加关注此事，并且特地写信叮嘱儿子：“首甲三人既定之后，人自甘心推先。馆元人以为必留，及定留之时，又通较前后考次之上下，人于是有竞心焉，则馆元而又累考居前者，反欲逊待其下，不如首甲三人之素定也。汝系馆元，入馆复累试俱前，而又曾有三次阁取第一，理是应留。汝馆元也，将及三年，学有成效，内阁查平日考校先后名次，重加考试，以定去留，又明例也。汝与玄宰，论平日考校先后则不相上下，论馆序则汝是馆元。既到馆，则论馆中次序，岂论二甲、三甲。汝以玄宰为二甲之首，而欲让之居先，恐无是理。”王樵作为父亲，爱儿心切，油然纸上，这是人之常情。但其子王肯堂却有惺惺相惜、谦让董玄宰的书生想法，也很高洁。

董玄宰在考中进士之前，和吴来仪一起肄学北雍，“时大司成田公（田一儁）甲乙多士，而余两人受国士知”。田公作为己丑科庶吉士的馆师，可惜不幸于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十八日病逝。董其昌护送田公棺柩归葬福建大田，是报知遇教诲之恩。邢侗感其事，而作《松江董吉士玄宰以座师田宗伯丧南归，慨然移疾护行，都不问解馆期，壮而赋之》诗。邢诗所说的“解馆期”，是在万历十九年的八月甲辰。结合王樵尺牍“欲让（玄宰）居先，恐无是理”的表述来看，董玄宰在起士散馆之际，有高标出尘的襟怀，就跃然而出了。董氏将护丧南归一事，比况为“卒成挂剑之游”，清晰地说明了一切。因为“挂剑”这个典故，源出春秋时期吴国的大贤季札，所以当时邢侗就誉称董玄宰为“仙人”。这些史料记载，现在连串在一起，对于完整地认识董玄宰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可能会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