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门牌号

朱 辉

过去的大半辈子里，我居住过一年以上的城市，有四座，所以便有了好几处“故居”。至今仍能清楚记得门牌号的仅有一处，那就是1980年夏天以前的住处：上海市天潼路615弄18号。

之所以相隔40多年依然记得，是因为那时候经常收信，也经常写信。地址在信封上重温了一遍又一遍，深深扎进了记忆深处。如今一些怀旧文章列举出70年代的热门职业，其中之一就是邮递员。那年月没有网络，里弄里电话都没有，写信成了大多数人通讯联络的主要方式，邮递员就是传书的鸿雁。

“615弄18号”是一幢两层楼石库门房子，住着13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身在外地的亲人。比如我们家，我父母在武汉，叔叔在抚州。他们还算近的，写封信四五天到一星期就能收到。有的人家儿女支内到黑龙江、云南的农村，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十天半月甚至更久。

信什么时候会来？完全没有规律，所以家里每天上午总会留人，等着楼下邮递员喊一嗓子“18号朱伯伯下来拿信！”爷爷奶奶基本是文盲，读信的任务曾经长期交给姑妈。姑妈虽然上过高中，但那个年代没好好念过书，自己也不爱学习，实际语文水平不一定比得过后来的小学毕业生。她读起信来结结巴巴，有些字还不认识。

爷爷退休后一直在居委会工作，经常带我去值班。在居委会办公室，我看了大量公家的小人书，识字比大多数同龄人多。到了小学三年级时，已经能大致读懂父亲、叔叔的来信，于是姑妈不再承担读信任务。父亲、叔叔都很高兴，以前考虑到姑妈读信，有些话不方便写，我读给爷爷奶奶听，他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姑妈的文化水平低，写信很困难，错别字、病句太多，难以读懂。爷爷奶奶给父亲、叔叔回信，只能求邻居翁老伯帮忙。我上四年级之后，他们试着口述，让我写回信，基本能行，我便又承担了这项任务。写信封时要写寄信人地址，“天潼路615弄18号”写了一次又一次。

偶尔家里有急事，写信太慢，就得拍电报。电报按字数收费，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还有点贵。所以减少字数就是省钱。我的文字能力不足以做到字数少，对方还能看得懂，于是还是求助翁老伯，翁老伯的“文白相间”，通常十个字以内能说清事情。

拿着翁老伯写的电文，爷爷带我去邮政局。爷爷去交费办手续，我就站在二楼大厅里，透过全景落地玻璃看眼前的苏州河和河上的四川路桥。许多年后，每每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文字，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站在落地玻璃墙前看风景的场景。

大约到了90年代中期，家里装了电话座机，单位给我配备了BP机，我便告别了写信时代。一晃到了两年前，一次同学聚会，有两位老同学说，还保存着我给他们写的一些信，都有30多年了。顿时感慨万千，如今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谁会去保存那么久？雁过留声，通过那些发黄的信，我们留下了飞过岁月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