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人的接龙

榛 子

2011年春，明光兄召集小聚，饭桌上他给了我一条信息：20世纪50年代初，松江某护士学校100多名女生，连同她们的老师，奔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一夜蒸发”，从此被人遗忘。其时我受聘编纂《松江妇女工作志》，直觉告诉我，此乃松江妇女界佳话一桩，可以写进大事记。在座的欧粤兄也说，可以。明光兄说，有人写信告知他此事，我要他将信提供给我，他说没问题，他把这信放得好好的。但事情就是那么怪，知道这东西很要紧，记得很当心地放在某处，结果要用的时候遍寻无着——他找不到了。直到2012年秋季，《松江妇女工作志》的初稿经过区妇联的内审和区史志办的一审，进入补充修改的第二稿编写阶段，大事记里关于松江女学生奔赴新疆一条，仍然空缺无着落。

虽然只是几十个字的词条，我也舍不得放弃，因为这短短几十个字里，人文含量太厚重了。尽管大体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果，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落笔。

史志工作对文字的要求特别严格，言出必须有据，不褒不贬，记而不议。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总是试图保留一些历史片段里的细节，留住历史遗迹中的人文因素，即使被批评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旧习难改。

我是初学乍练的新手，得到区史志办欧粤兄多方指点，获益匪浅。区史志办每年有一两次业务培训会议，对各单位的编志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评议，纠错补漏，效果很好。下课后大家聚集在一起，或吸烟或讨论，氛围很是感人。我心里怀有求解欲望，便寻找那些“老法师”、年纪大的松江本地人，跟他们询问那件事。所有的反应都是“不晓得”，只有区史志办退休的王永顺老师，他略微思考一下，说，好像听到过。

2012年10月下旬，那是个暖秋，一天下午，王永顺老师一高一低踮进我的办公室，满脸的碎汗，不待坐下就递给我一张《上海老年报》，让我看陆新棣写的文章，题目是《松江“优生”迪化“从军”》，说的是江南娇嫩的荷花如何成长为戈壁滩坚韧的红柳。原来女生们当年是集体参军的，共有135名女生，还有几十名教工。陆新棣大姐正是当年参军奔赴新疆的女生中的一员，而那个学校不是护士学校，叫“优生高级助产职业学校”，为推广新法接生培养高级助产士的。这个信息说明我的直觉是对的。1949年之前，广大乡村流行老法接生，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比较高。50年代初，政府推广新法接生，此项重担正是压在妇联的肩上，因此，这条信息是一定要写进《松江妇女工作志》大事记里的。

通过《上海老年报》的编辑董老师，我找到了几位当年赴新疆的女生：陆新棣，夏惠忠，劳建华，胡秀芳，沈瑞英，陈家俐等，她们退休后在上海养老，已经是80岁老人了。她们的联系人杨永椿先生，是陈家俐大姐的爱人。我和杨先生约好在上海开一个座谈会，请老大姐们带上当年的信件、日记和照片。放下手机，我醒悟到这道“菜”太大，我难以消化——我只是写一条大事记呀，只有向《松江报》老总吴继盛求援了。继盛听后眉开眼笑：这道“大菜”我吃定了。他派了车，派了记者许萍和通讯员俞福星，并安排会后请几位老大姐共进晚餐。座谈会非常热烈，老大姐们动情回忆往事，两位作者埋头记录。从11月14日起，《松江报》和《松江新城》先后刊登长篇报道，广大松江读者得以知晓这件动人的松江往事。

整个过程，我看作是有心人的“接龙”。明光兄第一棒，笔者第二棒，王永顺老师的第三棒堪称“起死回生”，继盛的最后一棒几臻完美。但细说起来，真正的第一棒还不是明光兄。话说从头，当年优生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的李教务长，也报名参军赴新疆，却未获批准。他晚年在上海养老，临终时对儿子李福天说：“那么多同事和学生奔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今天无一人晓得，这是我的一桩心事。将来如果有机会，你要把这件事告诉天下人。”李福天毕业于松江一中，晚年也回上海居住，他得到一本母校的《校友通讯录》，看见校友钱明光的社会兼职是“松江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于是给钱校友写信，备述其详。所以，真正的第一棒应该是李氏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