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邺城陶文印记的艺术风格探析

□ 王竞雪

摘要：出土于邺城故址中的东魏、北齐时期的陶文印记，一般是抑压在板瓦背部或筒瓦嘴部的文字印记，用以“物勒工名”，具有官方属性。以隶楷书入印是邺城陶文的一大特色，再结合以民间工匠无意之间的安排布置，其印面形式和行文格式都具有自身特点，成为研究北朝后期书法艺术风格的重要材料，也开拓了“印外求印”的取法范围。

关键词：邺城；陶文印记；隶楷书；艺术风格

历来关于陶文的研究多以战国陶文为主要对象，并作为研究古文字的一个分支，但近几年在邺城故址所发掘的东魏（534-550）、北齐（550-577）时期的陶文，已不同于战国陶文与秦汉陶文所使用的篆体，而是使用当时铭刻文字中最常见的隶楷书，皆为抑压在板瓦背部或筒瓦嘴部的文字印记，品类多达上千种，其中以河北省临漳县地区出土的材料居多。本文将邺城所出土东魏、北齐时期的陶文印记简称为邺城陶文。

现所留存的邺城陶文材质细腻，文字大都保存完好，成为文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邺城陶文可在元《河朔访古记》、明《寰宇通志》及近代《续临漳县志》中见相关记载，目前针对邺城陶文的研究性文章有焦智勤《邺城陶器印记简述》（《邺城古陶文五十品》序），主要根据邺城陶文内容进行分类考释；傅春喜的《邺城所出土历代陶文简述》在焦智勤先生的理论基础上对邺城陶文的文字风格进行了补充；衣雪峰的《后千甓亭藏邺城陶文略述》详细描述了邺南城营建的历史，并对邺城陶文的分类提出新的见解；安健《邺城印陶分类之浅见》主要从官陶、私陶对邺城陶文进行分类，从中研究官陶与私陶的监管制度不同。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以陶文内容的分类与考释为主，对其艺术风格的描述着墨较少。笔者拟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及秋隐山庄所藏邺城陶文千品，试从印式、字法、章法等角度分析邺城陶文的艺术风格，探讨其对非篆书入印的借鉴意义。

一、邺城陶文印记的内容与印式

最初对此作归纳的是焦智勤先生，其在《邺城陶器印记简述》一文中将其归为三类：一为带有君主名姓的印记；二为带有纪年的姓名印记；三为姓名印记[1]。在此基础上，根据陶文内容的不同，可见其印式的不同特征。

1.带有军主名姓类

内容包括“军主某某”“军主某某瓦匠某某”“某军某某”“匠某某”“瓦匠某某”。这种在官署名后加人名的形式应为具有官印性质的私人用印。

此类四字的印记，约为2.5厘米见方（图1-1），而字数较多的，尺寸约为4厘米见方（图1-2），大多形状为有规则直角长方形（图1-3），尺寸整体偏大。

2.纪年号类

焦先生将纪年号类陶文归结为两种：姓名前冠以数字；姓名前冠以月日。其中，在姓名前冠以数字的占大多数，但目前数字所指尚不明确，对此有不少学者作出推测。余伟超先生在《邺城调查记》注解中依据唐代瓦片上将“年”省写的记法推测“四九仲”为四年九月仲秋的省写[2]。《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一文中，有学者推测，此类陶文前几字代表月日，后一字为瓦工姓名的简称[3]。但王银田先生提出：“将其他的数字作为日期的省文未免牵强，何况使用纪日戳印势必需要制作大量印章，似无此必要，故释为制瓦作业单位的序号似乎更妥。[4]”至于陶文具体年号，《河朔访古记》卷中关于邺城古砖的记载“其纪年非天保即兴和，盖东魏、北齐之年号也。又有筒瓦者，其花纹、年号与砖无异”[5]。焦先生推测其具体为北齐天保元年至九年，但已有学者指出此判断缺乏科学佐证。

纪年号类陶文多数印面为竖式长方形或竖式长椭圆形（图1-4、1-5），字数在三五字之间，长约3厘米到6厘米不等，宽约3厘米，均为阳文，此类印记的数量在所有品类中最多。

3.姓名类

姓名类陶文目前被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印记内容为常见的制陶工人姓名，数量繁多。字数大多为1—2字，印面形状较为随意（图1-6、1-7），以直角长方形居多（图1-8），尺寸相对较小，长约1厘米到3厘米不等。

而另一类则是衣雪峰先生在《后千甓亭藏邺城陶文略述》一文中补充到的“似乎当有第四类，尾字为‘瓦’的姓名印记”[6]。安健先生在《邺城印陶分类之浅见》也表示赞同：“这些尾字为‘瓦’的姓名印，它与一般的姓名印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一般姓名印是陶工信手而刻，随意草率，缺笔少画，有些字很难辨识。而尾字‘瓦’印，印面的书写与布局，规范统一，姓名齐全，有的似乎是出于一人之手。所以，笔者认为，这些尾字为‘瓦’的印记，其器皿亦可能是官陶，那些‘瓦’字印应该是统一刻制的。[7]”故推测其为官方为征用民窑烧官陶而统一刻制的。

此类陶文多为方形，四字居多，阳文（图1-9）、阴文（图1-10）皆有，且尺寸较小，约为2.5厘米，布局较为规范，字迹较易辨认，数量仅次于带有纪年的姓名印记。

二、邺城陶文印记的文字风格

板瓦和筒瓦作为最常用的建筑材料在都城的兴建中数量浩瀚，近些年北魏平城遗址、北魏洛阳城遗址、东魏、北齐邺城遗址所出土的陶瓦上遗留的文字，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文字演变的过程，以及民间对通用字体的书写运用情况。其中北魏时期平城、洛阳城陶瓦上的文字以刻划居多，印戳文字数量少且内容简单，但已有隶楷相间的风格特征，如：北魏平城出土的“范太”[8]（图2-1），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天平”（图2-2）、“石”[9]（图2-3）。

邺南城的建造“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10]，前代指曹魏邺城和邺北城，洛京即北魏洛阳城，其布局、规划甚至材料都与北魏洛阳城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建筑材料即陶瓦上抑压或刻划文字记号应是沿袭北魏洛阳城旧制。但在北魏洛阳城陶文印记基础上，东魏、北齐时期有继承和创新，文字多为模具抑压在上面的印记，阳文为主，以近于魏碑体的隶楷书居多，结体平直宽阔，字法也趋于变化，是隶楷书陶文印记的发展高峰，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隶楷相间

“北朝后期，东魏是隶书由‘隐’而‘显’的转折期，也是隶书的复兴时期，到了北齐时代，隶书迅速兴盛起来，又一次成为铭石书的主角。[11]”隶书在铭刻书迹中突然增多，但由于人们对复兴的隶书较为生疏，铭石中隶书的书写多不太标准，并开始影响到楷书的书写，呈现出多样体势，即现在所见隶楷结合的字体，这样的字体在邺城陶文中便有明确的体现。大致表现为以隶书结构为主，结合楷书点画，偶有行书笔意相参的书体。

其中一部分邺城陶文保留着隶书的骨架，如“四簒”（图2-4）、“二韩世”（图2-5）、“八一年”（图2-6）、“牛”（图2-7）等，体势平正，笔画平直且圆笔多，横画均匀排布，虽省却了隶书波磔的特征，但仍保留着隶书的用笔和结体。

而另一部分邺城陶文的点画掺杂楷式，主要表现为带钩、撇的笔画，如“林孙”（图2-8）、“三戴租”（图2-9）、“田和”（图2-10）、“原宾”（图2-11），其中“林”“孙”“戴”“和”的钩画为斜挑写法，为典型的楷书用笔。“原”“宾”中撇画向左伸展，尾部出尖，有峻利之势。

也有部分字体明显为楷书体势，横画向右上倾斜，字形左低右高，有魏碑体“斜划紧结”之态，如“宾”（图2-12）、“张受瓦记”（图2-13），及前文所说尾字为“瓦”的大部分姓名印记。

邺城陶文总体而言以隶楷书为主，但偶尔也见带有行书笔意的刻法，以走之底、三点水的笔画居多，如“五进”（图2-14）、“洛”（图2-15）、“五法”（图2-16），也有点画相连者，如“二叔”（图2-17）。也有个别整字已然是标准的行书，如“二敬文”（图2-18）中“敬”字、“八定”（图2-19）中“定”字。

同时也发现个别字的写法类似篆书结构，如“于”（图2-20）字写法，但此类极少见。

2.别字

印记是由造陶瓦者创作的非正规的玺印抑压而成，数量众多，又多急就而成，大多数为瓦匠私人用印，受其文化水平的限制，部分印记中文字有出现偏旁混用、笔画省改，字形简写或者反向等现象。

如“徐保”（图2-21）、“二八天德”（图2-22）中“徐”“德”二字双人旁混用成单人旁；“思”（图2-23）字的心字底更是省去众多笔画；“二机”（图2-24）、“九四礼”（图2-25）中“机”“礼”均为简写书体；以及像“二李和”（图2-26）、“二九伯”（图2-27）中“李”“和”“伯”这样个别字呈反向的现象也较为常见。

3.阴、阳有别

根据上文内容的分类，邺城陶文有阴文、阳文之别，两者之间字法也略有不同。阳文字形结构整体更接近隶书，字势平正，线质朴厚，以长形居多，可参照上文示例。阴文字形结构更接近魏碑，线条有粗细变化，字势有欹侧，尺寸较小，印式大多为方形，如上文尾字为“瓦”字类阴文姓名印记。

三、邺城陶文印记的章法布局

九喜《洛阳北魏“瓦削文字”新考》中提到“近些年来出土的大量邺城残瓦，无论陶质、形式都与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北魏残瓦极为相似。”[12]在形式上，邺城陶文则有了进一步发展，受不同内容和字数的影响，行文格式和章法布局上更为丰富。同时，陶文印记的制作虽以实用为主，但工匠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流露出对形式上的审美追求，在一定的形制内，通过文字之间的关系进行空间排布，造成视觉上的不同体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行文格式

邺城陶文字数一到十字不等，根据字数不同，排列方式和印形也丰富多样。其中单字，形状各异，目前可见的有三角形、倒三角形、多边形、正方形、长方形等异形，如“胡”（图3-1）为正方形；“伏”（图3-2）为三角形；“甫”（图3-3）为多边形；“军”（图3-4）为倒三角形；“进”（图3-5）为长方形。

单行的排列方式（两字、三字）条形是最常见的形式，数量也最多。如前文所列举纪年号类陶文。

四字的如玺印印式排列居多，如“瓦匠宋景”（图3-6），或呈一竖列，“三九皇鬼”（图3-7）。

多字的以长方形为主，但排列格式更为多样，有两竖列（右行左行、左行右行）如“郭军下张回洛”（图3-8）、“郭军下高郎”（图3-9）。两横列如“军主林那匠石法显”（图3-10）。三竖列如“军主陈祖下瓦匠温生”（图3-11）。

2.印面布局

根据字数及排列方式的不同，空间布局上可大致分为上下排叠式、上下错落式、四周环绕式、横向平行式。

上下排叠式最为常见，文字重心在一条竖线上，宽度基本一致，横画之间的距离也较为匀称。如“四纂”（图3-12）、“崇四”（图3-13），字法方正，“纂”“崇”字以横画排叠为主，使印面显得平稳端庄。

上下错落式有两种情况，一是文字大小有别，如“董长”（图3-14）、“舍欣”（图3-15），字形大小对比强烈。二是文字上下错位，有挪让、穿插，如“保才”（图3-16）、“七任光”（图3-17）。这两种情况均造成动态的印面效果。

四周环绕式主要存在于四字方形阴文陶文印记中，文字向四周靠近边框，中间会留出一部分空间，如“郭保洛瓦”（图3-18）、“兰直勤瓦”（图3-19）靠边的笔画似乎都与边框发生粘连，营造出外实内虚之感。

3.约束文字

有界格的陶文印记屈指可数，且大多出现在字数较多的印记中，便于文字的整齐排布，如“军主陈祖匠温生董□瓦”（图3-20）、“军主孟仵乐匠贵安”（图3-21），在界格的约束下印面显得均衡而方整。同时印记四周有边栏的更为少见，如“耿令”（图3-22）、“三田惠”（图3-23）。

四、天真浪漫、拙朴有趣的艺术风格

陶文印记是由印戳在陶胚上非垂直状态下抑压后再经过烧制而成，由于按压时力度及角度的不同，原本饱满有力的线条在抑压后留下的印记便有了苍茫浑朴、虚实相生的率意形态。此外，邺城陶文的载体即筒瓦和板瓦，经过长时间的自然剥蚀，也使其整体风貌更加古拙、质朴。同时民间工匠对邺城陶文风格形成有绝对影响，工匠本身文字能力较弱，其镌刻的字法往往不够精致严谨，以个人的审美情趣信手而为，文字随形排列，且制作过程中大都只图省事，单刀刻画。因此这些邺城陶文与当时的官印存在明显的差异，不仅在入印文字上有巨大的突破，更是突破了官印在章法布局上的制约，印记整体风格更趋向天真浪漫、拙朴有趣。其艺术风格也更加多元化，可大致分为朴厚型、爽利型、秀润型、奇恣型。

朴厚型，如“八月四伹”（图4-1）、“二张石”（图4-2），其特色是线条粗犷厚重，用笔以方笔、圆笔为主，字形结构也方整有序，隶书笔意突出，朴拙厚实感迎面而来。

爽利型，如“王庆”（图4-3）、“元珍”（图4-4），与上文朴厚型形成强烈对比，线条细劲，入笔和出锋多见尖笔，转折处多以线条搭接的方式，结构开合夸张而随意，仿佛依稀可见工匠潇洒利落的走刀。

秀润型，如“二张胡”（图4-5）、“四周”（图4-6），笔画清晰工稳，线条纤细瘦劲，空间也显得更加舒朗，结构尤其讲究，并且此类印记在抑压过程中变形较小，是较为用心的作品。

奇恣型，如“二八噉鬼”（图4-7）、“五张兴”（图4-8），此类印记不多见，文字排布上有移位或错位，最为巧妙之处在字法，如有跳动感的“啖”“鬼”二字，将线条延长的“张”“兴”二字，别具匠心同时又兼具整体性与和谐性。

结语

在篆刻艺术发展的过程中，篆书历来为主要的入印文字，发展至今已有完整丰富的体系，与此同时，受社会通用字体演变的影响，非篆书入印自古有之：秦昭襄王时期的“泠贤”玉印与当时流行的隶书风格相差无几；汉代“少内”“门浅”等带有隶书笔意的印章也零星出现；魏晋南北朝隶楷印章；五代隶书官印；唐宋代官印中“朱记印”；元明时期风靡一时的楷书、草书押印等，都是非篆书入印的实证。明清时期，受金石学发展的影响，篆刻家们对非篆书入印的尝试和创新达到高峰，并开启了“印外求印”多元化的探索，镜铭、砖瓦、封泥、碑碣等金石材料，成为新的取法对象。近现代也有不少篆刻名家的作品展现了非篆书文字印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

前文通过对邺城出土的陶文字法、章法以及艺术风格的分析，可以证明东魏、北齐时期隶楷书风格的字体在民间得到大量运用，表现在具有一定形制的文字印记中，其章法、印式都与玺印有着密切联系，因系民间工匠所出，故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印相比，更具个体性和随意性。同时，入印文字成了近于魏碑体的隶楷书风格，这一特色，扩大了“印外求印”的取法范围，为隶楷书入印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取法对象，也为篆刻艺术带来了新的视觉体验。

[1]梁章凯.邺城古陶文五十品·序[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2]俞伟超.邺城调查记[J].考古,1963（1）:15-24.

[3]乔文泉.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J].中原文物,1983（4）:9-16.

[4]王银田.北朝瓦文考略[J].华夏考古,2013（1）:137-148.

[5]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M].清刻本.1895:10.

[6]衣雪峰.后千甓亭藏邺城陶文略述[G]//吕金成.印学研究:第2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00-118.

[7]安健.邺城印陶分类之浅见[J].收藏·拍卖,2016（4）:124-125.

[8]殷宪.北魏平城书法综述[J].东方艺术,2006(12):6-47.

[9]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J].考古,1962(9):484-492.

[10]魏书·李业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59.

[11]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56.

[12]九喜.洛阳北魏“瓦削文字”新考[J].东方艺术,2011（4）:68-93.

（本文发表于《大学书法》杂志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