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言幽谷底 长啸高山岑

　　□彭烨峰

　　上海开埠于1843年11月17日，至今已经有176年历史。如今发展成国际大都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要知道，海上各地区的文化积淀略有不同，习惯上就有“十年上海看浦东，百年上海看外滩，千年上海看松江”一说。想要在这里找寻历史印记，或许应该来松江看一看。宋室南迁杭州之后，国家在财政上仰食江南。松江负载了将东南沿海经海道运来的漕纲，转输于平江府的任务，形成松江江面舟楫往来，繁忙兴盛的漕运景象。松江漕运带动了松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商业发展和市场繁荣。自明代起，松江府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史称“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阛阓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不能不说，一座城市，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化是软实力。松江历史悠久，文化艺术棋囤诗窠，星光璀璨，有“上海之根”之称。无论是“精巧疑鬼工，品价高一时”的缂丝，还是“巧极天工，女中神针”的顾绣；无论是驰名华夏画坛的“松江画派”，还是独领一代风骚的“云间书派”，无不绚丽夺目，流芳百世。陆深是明代松江地区的代表性书家，值得关注。就目前来说，关注度远远不够。

　　言及明代书法，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温和清雅一脉的沈度、董其昌等人的书法，或者是晚明野怪一路的“三株树”黄道周、倪元璐和王铎。这些人的作品确实具有令人过目不忘的风格，毕竟是大家。与他们相比，陆深的书法属于“二流”。不过，其中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标准，就是“参照系”问题，一个书家优秀与否需要看和谁相比较。凡人与巨人相提并论，当然都是侏儒，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矮子当中也可以选将军”，一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书家，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人，大多数书家都是二流或者二流以下。

　　陆深活在特定的时空当中，有其特定的作用和特定的价值。陆深书法在整个松江书法历史中，算得上是“一流人物”。如前所述，大师级的顶尖人物，在书法史中毕竟少之又少，像陆深这样的人物，则更接地气，更适合作为一般书家的参照系。这种参照当然不仅仅只是就书法本身而言，毕竟一直强调“取法乎上”的宗旨，而是参照陆深的生活方式——一个成功的书家如何在松江这片热土上真实地存在过，如何非常现实地活着。如是，就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书法。

　　陆深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的时空环境。

　　从时间上来说，历史发展到晚明时期，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政治上，君主专制得到高度强化，虽然也出现了上层士大夫共治的局面，但由于皇权高度集中，导致宦官权力日盛，宦官与朝官之争使得党同伐异日益严重，政治腐败混乱。经济上，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私人海上贸易盛行，经商不再为人所耻笑，金钱至上”的理念渐渐形“成，市民阶层进一步发展。太平盛世给文化艺术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时期，书画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王铎、董其昌、倪元璐、张瑞图、黄道周等一批书画家“凝古代文化之精髓，立晚明书画之新风”，创造出中国书画史中的另一座高峰。在同一个时期，王阳明的心学裹挟着禅宗精神，逐渐成为学术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主流，这一思潮催动着“人”和“文”的进一步自觉。在这一思潮的引领中，晚明艺术话语也发生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启蒙。如果说，魏晋时期在玄学的催化下，艺术和文学的自觉，表现为主体对自然的回归，晚明时期的艺术在心学和禅学的影响下，个体精神进一步自觉，表现为对个体的情感和体验的直观描述，从而完成从“理本体”到“无本体”的审美精神的转向。这种转向形成晚明艺术中体现出来的个体精神自觉，在一定程度决定了当代中国艺术的发生方向和审美追求。

　　从空间上来说，可分为两个层面来加以探讨。首先是大环境，即地域因素。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两宋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引发了明代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江南地区的经济自宋室南渡以后，财赋甲于天下。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次是小环境，即家族和家庭氛围。不要小看，这一点对于一个书家的风格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陆深可不是一般的近乎迂腐的读书郎。他有眼界、有胸怀、有担当。陆深的祖父陆璇、父亲陆平，皆能诗擅文，可谓是“诗礼传家”。陆深入仕之时，曾拒攀刘瑾，不惧淫威，体现了过人的胆识。明中期以后，中国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扰，此时陆深已经去世。陆深夫人梅氏虽不能亲手抗倭杀敌，但她捐献巨资筑城，对于抗倭贡献甚大，功不可没。共捐田500亩，又捐银2000两，并拆房数千间，助筑小东门。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深明大义的夫人，称小东门为“夫人门”。由此可见陆深家风。陆深退隐后，在浦东临黄浦江建了一座园林，叫后乐园，此园名取意于宋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示其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居江湖之远”，皆不敢忘忧。陆深的文化格局，最终决定了自身书法的格调。书法虽然主要是在书斋中进行，却不仅仅只是一种闭门造车的行为，需要历练，阅尽人间春色，方可最终归于平淡。所谓的平淡不是一种故作姿态，不必刻意标榜甚至伪装，而是遇事不惊的平和散淡。

　　这一点，从陆深诸多书法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能够读到。陆氏传世书法作品诸如长卷《秋兴八首》《郊斋诗二首》等，从中不难看出，陆氏之书得之于北海、子昂及《圣教序》，亦受时人影响，长于收而弱于放，儒雅有余而气势不足。陆深小楷极精谨，有《黄庭经》遗意，如铁画银钩。同邑陈继儒题《陆子渊白雁诗卷》云：“文裕公尝云，我与松雪翁同参李北海，其自负如此。然实从吾乡沈学士得来，故梁叔宝之与先世墨迹并藏，不作野鹜视也。若白雁诸诗，气骨高迈，变化感怆，直可平抗海叟矣。”晚明何三畏《云间志略》中评陆深：“真、草、行书，如铁划银钩，遒劲有法，颉颃北海，而伯仲子昂，一代之名笔。”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更是记载了多种对陆深的评价。明代著名政治家、大学士夏言谓：“书法妙逼钟、王，比于赵松雪而遒劲过之。”同乡书家莫如忠云：“俨山先山书法雅宗赵松雪，晚熔李北海，两晋风格，宛然县存、足传不朽。”其子莫是龙曰：“文裕自言：‘吾于吴兴同师北海，海内人以吾为取法于赵，是意不安于赵也。究论其风力，实出吴兴之上。’”《云间志略》有记：“陆深真行草书如铁画银钩，遒劲有法，颉颃北海，而伯仲子昂，一代之名笔”，“识者谓公赵文敏后一人，非谀词也。”评价之高，可见一斑。陆氏当时官贵职文，在朝廷上下有很大的影响，除其书艺本身外，书以人贵也是不可轻视的原因。

　　陆深的笔墨功夫非常精湛，运笔多变，在不同的状态下有不同的表现。这无疑和他的多元取法，毫不偏废的观点和视野相关。当然，在陆深所处的时代，尚且没有关于碑帖的分类和观点，也就没有一定的阻隔和局限。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关键在于，时下所流行的观点就是碑帖相融，几乎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希望可以左右逢源。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只想到好的一面，没有想到不好的一面，如果不能相融，最终就可能不伦不类。严格来说，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原因有二：一是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或必须要走这样的路子，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个体差异，适合自己的最好。董其昌一生坚持帖学，走到极致，艺术境界同样登峰造极，至于康有为的批评，不过是一种偏激的个人立场。审美是一定存在偏见的。不存在任何一种书风，适合所有人的脾胃。二是所谓的碑帖，只是一种名目划分，二者之间有不同点是真，但不能对立起来，应该站在整个“取法资源”的角度去统筹和兼顾，才能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陆深的书法主要取法晋唐，“二王”是帖学的笔法，因为同时兼取颜真卿和李邕等人碑刻，宽泛一点来说，算得上是碑帖兼融。陆深本人也说过，“吾与吴兴同师北海，海内人以为吾取法于赵”。有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专门取法赵孟頫的，其实只是一种“巧遇”和“暗合”而已，因为赵的书法也是得益于李邕，特别是楷书，有很深的李邕烙印。如前所述，陆深书法乃至赵孟頫的书法，算是一种“碑帖融合”，二王笔法加上唐碑的成分，将柔媚和雄放巧妙结合在一起。不过，虽说如此，大可不必从如此狭隘的角度来理解陆深的书法。陆深就是陆深，独一无二的陆深。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陆深对于晋唐书法有着自己独到的演绎。所以，在整个松江地区，陆深的个性面目和多变的笔法处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最终占得一席之地。

　　陆深书法有其自身的文化含金量，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书家。陆深是一位文学家，一位藏书家。文化濡染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在他笔下充分显现出来。书法古称为“翰墨”，以“文”为先，“墨”只是书写技法，如果没有“文”的滋养，“技”即使再充分，也可能只是一个匠人而已。《中国藏书家考略》载：“陆深‘喜收书，积蓄甚富，撰有《江东藏书目录》’。其自序略云：‘余家学时喜蓄书，然视视屑屑，不能举群有也。壮游两都，多见载籍，然限于力，不能举群聚也。问有残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敢余之书多断阙，阙少者或手自补缀，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江东藏书目录》世无传本，此序见《式古堂书画考》。陆深称得上是上海浦东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藏书家。陆深藏书是为个人治学服务的。陆深一生著述宏富，在学术研究上的博大精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藏书。陆深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传世之作有《俨山集》等32种。清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收辑了其中的21种，堪为海上之最，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当然，针对陆深的书法，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很多溢美之词言过其实，陆深书法存在“俗”的一面，所谓“笔力固有过人之处，然结体气韵皆俗而不足法”。对于这一点，又该如何来看待呢？首先，任何书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而存在。明初基本继承的是元代典型书风，大多数笔力劲道，气格超迈，通篇结字匀停，行列齐整，形貌丰润淳和，端雅雍容。正因为如此，晚明才出现了一些书家，像黄道周、倪元璐和王铎等人，锐意变法，追求野怪之美。客观地说，陆深确实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在书法史中的地位不及。不过，个性和书风的温和端庄是两回事。所谓的个性也不一定就是稀奇古怪，甚至要成为另类，而是在功力充分积累的基础上有自身独到的创造和开拓，既合于古，又离于古，似又非似，有一种全新的境界。陆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从对于陆深书法的褒贬看法说开去，广而言之，涉及一个对古代书家的“评价标准”问题，如何正确客观地看待历史中的书家？不管这种风格个人喜不喜欢，都不要戴上有色眼镜。总的来看，“评价标准”的核心就是“影响力”，在确立在书法史中历史地位的根本因素。如果分而述之，则可以分为功力、传承、风格和开创性等四个方面。以此四个标准来对照陆深的书法来看：

　　“功力”自不待言，对于一个极度热爱书法的古人来说，功力积累是最基本的。

　　“传承”就是对于后人的启示，这一点值得大家称赞。在“吴门书派”盛行之际，陆深书法在松江地区别树一帜，其汲取“二王”书法的精髓、积累起丰硕成果的同时，又倡导创新思潮，力求推陈出新。陆深强调：士贵“博古，亦要通今。博古而不通今，无用之学；通今而不博古，无体之学。“”熔古铸今，融会贯通”的书学主张，对后来以董其昌为核心的“云间派”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主导了云间书派。陆深《俨山集》卷八十六《题所书后赤壁赋》中感慨而提出的“国初书法，吾松尝甲天下”观点，可谓发人深省，逐步深入人心，既是对于身处地域的肯定，最终也成为一种“律令”。陆深“正书学颜尚书，行书学李北海”的书学思想及实践，在明中叶俱学宋元及时人的书坛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云间书派的迅速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凭借这一点，与莫如忠一起成为“云间书派”的先导，影响了后来以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为代表的中坚力量。董其昌曾以“几无遗憾，足为正宗”评价陆深的书法，并指出：“然兰生之谷，岂待人而馥哉？”其意在于，陆深书法原本就佳，又岂是常人推出才佳？董其昌“唐书不如魏晋”的观点就是在继承陆深“书追晋唐、不学时人”的书学观点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凡此种种，见证了陆深对于松江书法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

　　“风格”在前面有所探讨。如果和黄道周、倪元璐和王铎等人相比，陆深的书法风格特点不是很明显，自然有所欠缺。其实从整个书法史来看，胜过此三者的又有几人？当然不能过于苛责陆深。如果从整个松江地区来看，陆深与当时的代表人物也还是拉开了距离，有一定的创造性，不同作品之间风格跨度很大。代表作《瑞麦赋》书风雍容顿挫、蕴藉醇正，犹如黄钟大吕，高山流水，一派庙堂气象，且为人作书，甚认真，每书通常要废十余纸才罢。所书《芣苢诗册》参用唐李北海的笔势，用笔内擫而收敛，虽较赵孟頫的用笔为放松，但其书风较赵孟頫峻拔瘦硬。在当时吴门书派文（文征明）、祝（祝允明）风靡之际，陆深面对普遍追求“好看”以至于“近亲繁殖”的时风，开始孜孜以求，另辟蹊径。

　　至于开创性或者说独创性欠缺，也是批评陆深书法之“俗”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不可过分要求。书法史中具有原创性的大师，更是凤毛麟角。毫无疑问，陆深是提倡创新的，他曾说：“读古人书，须从己躬合处用工，不可如矮人观场，随众宣喝”，可见其“不随众”的读书观。陆深还说：“文章虽小技，要之天地灵秀之气，借吾泄之笔端，苟不出自胸襟，何名作家？”可见其“出胸襟”的为文观。这样的读书观与为文观自然影响并支持着他的书学观及书法实践。

　　陆深尚有一册书论，名曰《书辑》，所论多见箴言，难能可贵。开篇有句：“前代书家之论著，洋洋乎何其备也。大抵文过其质寡要约焉。予之辑此也，揽百代之菁华，示一艺之途辙，庶使后来求方圆于规矩，将由下学而上达也。顾微辞奥义，猎取牵聨，既已成篇，似为已出不几于掠乎？”表明了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宗旨。下篇另有“古今训”言：“凡书之道，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纸笔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八须时出新意；又有九生之法，一生笔、二生纸、三生砚、四生水、五生墨、六生手、七生神、八生目、九生景。”这些观点都说明，陆深是一位既有实践，又有思想的书家，既影响到了其他人，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上海有两个地点特别有名，且遥相呼应，一个是徐家汇，名字来源于徐光启，一个是陆家嘴，名字来源于陆深。陆深所留下的文化烙印，永远是这座繁华城市的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