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年代的亲情

马尚龙

女人热衷添娇，男人喜欢称霸。在桑塔纳都买不起的时候，男人却把梦做到了劳斯莱斯——助动车的劳斯莱斯开到了上海。霸伏的广告就是“助动车中的劳斯莱斯”。

Piaggio，应该翻译成“比亚乔”，不过，“霸伏”好像更加有霸气。称之为助动车中的劳斯莱斯，不特别夸张，霸伏当年一万多元一部，刚刚进入上海市场时，仅在华侨商店有卖，不仅要花钱，还要侨汇券。马路上开过，比起“一拉头”永久助动车，霸伏神气得不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私人买车概念的。

助动车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概念。霸伏在意大利属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中国人概念中的“轻骑”，它的动力是50cc的，属于摩托车一类，有政府规定的轻骑驾照。中国人最厉害之处，是将50cc的轻骑降格为49cc，不再属于摩托车系列，没有驾照也可以骑了。后来全上海的助动车泛滥，就是从49cc开始的，什么汤姆生，火鸟，嘉陵……后来，叱咤风云的交警大队谁谁谁，也就这样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你懂的呀。

中国人真正的“物化年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之前，尤其是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一直属于“非物化年代”。一个人评上劳动模范，得到的是墙上一张奖状，顶多再加一只搪瓷杯和一本笔记本，社会物质非常匮乏——这是典型的非物化状态的社会。80年代之后，社会以物质作为一种衡器，来转化为精神生活。给先进工作者重奖，是物化的嘉奖；帮困救灾的捐款，是物化的善意；婚礼上“一颗永流传”的钻戒，是物化的爱情。物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都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物化年代由此到来。

1994年，有一个顺乎民意的发财广告从天而降：“恒源祥，羊发财”。新年里真是讨口彩啊。上海人更愿意把它读作“发洋财”。发洋财是旧日上海人的本事，赚外国人的钱，同时也是那几年去日本去澳大利亚假留学真打工发洋财的真实记录。

1994年并不是农历的羊年，显然恒源祥既为自己的“羊发财”广告创意亢奋，却又等不及下一轮羊年2003年的到来。于是在头脑风暴的当年，就拿出来和国人分享，大声唱起了：恒源祥，羊发财。我记得当时电视台也是广告做得每个频道此起彼伏，比现在的张奶奶海参和装潢广告，有文化得多，似一个童声在背诵“三字经”：恒源祥，羊发财。“羊发财”是高八度加上感叹号的。

不过可能中国人还是喜欢“闷声不响发大财”，羊发财没几天，电视广告就改了：恒源祥，羊羊羊！依旧似一个童声在背诵“三字经”，依旧“羊羊羊”是高八度加上感叹号的。

人会被物化，物也会被人化。也是在1995年，“孔府家酒，叫人想家”，是最成功的物化与人化的合一。

中国人的亲情分离，是90年代最突出的时代症候群。一大批洋插队的人，发了洋财，却是以亲情天各一方、乃至婚姻家庭破裂为代价。还有更汹涌的浪潮，已经袭来，那就是至今未平静的民工潮。“想家”第一次成为时代的心声，那一瓶酒，乘势仿作杜康，解了忧愁。

这个广告的代言是王姬，广告的背景歌声，是刘欢唱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在此之前的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大获成功，王姬是主演，《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是主题歌——可以说，孔府家酒的全部价值，几乎就是这个广告，就是这么八个字的一句话：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亲情，在物化时代，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课题，一瓶酒则是在这个公共课题考场上，最早交卷了。